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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

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轻东南海疆的历史结论。

  以台湾为例。先是在是否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就曾存在反对意见。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率兵克复台湾后,清廷又出现弃留之争。时“方郑氏初平,廷议以其海外孤悬,易薮贼,欲弃之。”(注:魏源:《圣武记》。)福建当局亦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注:陈寿祺:《福建通志》卷88。)最后争议迁延八个月之久,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之下,台湾才得以保留。而当时康熙皇帝虽然支持施琅统一和保留台湾,但其出发点则主要是消弭后患,免得“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则又大费周折。(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一月,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并明言:“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即未入版图,“亦不足为治道之缺。”(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326页。)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此思想基础上,清廷对台实施了一系列以防台而治台的海疆政策。这种防台与抑台的种种政策,其中有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仍然顽固地执行。如台湾埔里社开垦一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给事中朱成烈奏言,台湾旷土甚多,应许开垦。但闽浙总督颜伯焘以难防后患,援例奏禁。二十六年(1846)正月,北路理番同知史密与副将叶长春率通事入山时,埔里社等番要求内附,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其事,诏谕不可。刘韵珂渡台勘察之后再奏请,仍不可。直到二十八年(1848)台湾道徐宗干再请此事,清廷方允。(注: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前后历经八年。其他如对移居东南亚各地之华侨的弃民政策、吉林沿海的弃守政策、对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以及吉林、金州、天津水师的相继裁撤等等,无一不反映了清廷对海疆治理的消极态度。

  其三,因对洋人和汉人的疑惧心理而愈加突出“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由于清代海疆政策与陆疆政策所治理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地区,相邻属国虽多,但只有暹罗和南掌二国请封入贡较早(暹罗在顺治九年,南掌在雍正七年),“奉贡不绝”,其余均在乾隆中叶以后,其与宗主国清王朝的关系和海疆属国朝鲜、琉球与安南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清廷在陆疆方面的治理对象,主要是以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吉林沿海、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洋人之外,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民。其治理方面,又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主要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为害清廷,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等。乾隆朝以后,则重点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范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另外,清代海疆与腹地边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亦不相同。对清代腹地边疆,清廷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理藩院;但在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除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之外,无藩可理。万里疆域,海岛星罗棋布,沿边百务丛生,清廷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缺乏长远的开发政策。其与沿海属国之间的封贡往来主要由礼部掌管,而其海防及海外贸易等事务,均委之于沿海各省督抚,其管理方法如同内地(其中吉林沿海情况特殊,清廷在此采取姓长、乡长制,但因人数稀少,地方事务不多,故治理政策极为简单)。正由于清代海疆无一藩部,治理对象以汉人为主,且沿海八省的经济结构除渔猎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所以清廷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和集权化。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有很大区别,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清政府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封建社会的道一风同。同时,明朝中叶以后,新老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南洋诸岛相继沦亡,东南海疆风波叠起,传统的贡舶贸易逐渐被中西直接贸易所取代。于是在大清帝国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宗藩交往的背后,西力东渐的大潮已滚滚而来,在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沿海汉人不易管理的严峻形势之下,清朝统治阶级的戒备心理与日俱增,尤其是惧怕外国人与汉人频繁接触,相互勾连。如康熙帝认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注:《清圣祖实录》卷270。)“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须预为措置”,“加意防范。”(注:《清圣祖?录》卷270。)为此,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发布了“南洋禁航令”。其后,雍正帝更明确指出:“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注:《耶稣会士通信集》,《坊表信札》第3卷,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所以他主张“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注:《朱批谕旨·孔毓xún@①奏折》,雍正二年十月初九日折。)乾隆皇帝继位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海疆形势,不仅进一步强化台湾的禁渡政策,加强对澳门以及沿海贸易的管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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