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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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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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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天下这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儒家经典中的《大学》首章即明确指出：“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中国（中原）的事情办理好，因为如果中国（中原）动乱不安，四夷很可能会乘虚而入，侵扰中原，那天下必然大乱。反之，“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十二月条。）换句话说，就是“安内”为治中国（中原）之本，“安外”为治天下之本，欲行安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安内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不论政权建设，还是思想文化建设，均强调以治内为主。
这种以仁义为核心、以怀柔为手段、以武备作为威慑力量、正不获意则权之以刑、以德化一统为目标的治边思想，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吸收和采纳，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且亦被清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 二
清代前期的诸位君主，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呢？我们认为：
首先，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以王道治国，以仁政平天下。为政以宽，是王道思想管理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重德不重力又是明君以仁政平天下的主要体现，这在清前期几位君主的思想中均有反映。如康熙皇帝曾谕大学士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注：《清圣祖实录》卷245。）又言：“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注：《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第27卷。）乾隆帝以自然界作比喻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并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家人上九有浮威如终吉论》。）嘉庆帝在读书时也撰文提出：“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注：《味余书室全集》卷35，《古文一·参和为仁论》。）
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
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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