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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巡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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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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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是，一般以某项特殊性差遣为过渡，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叠性。宣德五年赵新等人分抚各省，直接使命是总督税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谓行在户部曰：‘各部税粮，多有逋慢。督运之人，少能尽心。奸民猾胥，为弊滋甚。百姓徒费，仓禀未充。宜得重臣往莅之。’”于是命赵新等人分赴各地，“总督税粮”。但是，在督粮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一系列问题，如有司作弊、豪户包揽，以及农民逋负等等，因而又得“便宜行事”，“往来巡抚，抚安一方”[1]。
先有专责，兼为巡抚的情况，在宣德、正统时有很大的普遍性。胡概、周忱曾相继巡抚南直，有人以胡概为喻，讽谏周忱用法过于宽大，周忱解释说：“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抚军民。委寄正不同耳。”[2]直至景泰元年，景帝在给耿九畴的敕谕中仍说：“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不妨前事，仍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军民。”[3]
尽管如此，对巡抚的基本职责，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可以从宣德八年给各处巡抚的敕谕中看出：
兹命尔等巡抚郡县，务宣德意、抚民人，扶植良善。一切税粮，从尔设法区处，必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卫所屯种，从尔比较，水田圩岸，亦从提督，使耕耘有时、水旱无患。应有便民之事，悉具奏闻。[4]
巡抚之外，又有镇守，始置于英宗即位之初。因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面。如山西、河南，宣德五年已命于谦巡抚，宣德十年五月又让于谦镇守河南，旋兼巡抚，而命兵部右侍郎徐琦、工部左侍郎郑辰、刑部右侍郎吾绅、左通政周铨等并巡抚山西[5]。又如江西，已有赵新巡抚，宣德十年正月复命右佥都御史王翱往镇守[6]。在英宗即位后的不到五个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和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
《明会典》将镇、巡概视作巡抚：“初名巡抚，或名镇守”[7]，而不作区分。这种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镇、巡归于一途。但这并不等于巡抚、镇守完全没有区别。一般来说，宣德、正统时的巡抚尽管在事实上多久驻一地，但明政府却仍将其视作临时差遣，如徐琦等巡抚山西即是。而镇守则一开始就有定制的趋势。如陈镒镇守陕西、于谦镇守河南，皆历时十余年。正统六年，又开始实行镇守更代制。这年正月，命王翱、卢睿分往陕西、宁夏，代陈镒、金濂镇守，规定“岁一更代”[8]。
对于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镇守的设置无疑是重要的一步。但巡抚、镇守重叠，各持敕书，各行其事，出政多门，纷繁骚扰，往往使地方有司无所适从。
景泰至正德，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巡抚制度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镇守和巡抚重叠的局面是在天顺时改变的。英宗复辟后，曾应石亨、曹吉祥等人的要求，罢去各地镇、巡官。天顺二年四月，又因“各边革去文臣巡抚，十分狼狈”，经李贤建议，复置巡抚[9]。但出于“镇守既有总兵，又有内臣”的考虑，因而文臣出镇，“不复有镇守之称，但称巡抚”[10]。镇、巡自此合一，并保留了镇守久驻一地及更代原则，使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进了一大步。
巡抚编制的归属从景泰开始趋于划一。巡抚初设之时，胡概为大理寺卿，叶春为参政，赵新等六人为六部侍郎；正统时设置的镇守文臣，也是或部或院，未行统一。这样，巡抚在文移往来、迎送礼遇等问题上往往和负有纠举之责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发生纠纷。宣德时赵新以吏部右侍郎巡抚江西，按察使就因非其部属而拒绝予以合作。为此，宣德七年四月专门规定了巡抚与巡按、按司的文移事例[11]。景泰四年，耿九畴以刑部右侍郎镇守陕西，布政使许资提出：“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事多拘滞，请改授宪职。”为了进一步解决抚、按之间“文移往来，亦多窒碍”的矛盾，明政府接受了许资的建议，将耿九畴由刑部右侍郎转右副都御史，仍镇守陕西[12]。此后，各地镇巡官陆续向都察院系统迁转，皆称“巡抚都御史”。巡抚考满，可望“回院”主持两京都察院事务。
巡抚的资格也逐渐制度化。赵翼指出：“宣德中，于谦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此尚沿国初用人不拘资格之例。迄资格既定，则巡抚用佥都御史、或由布政使升用。”[13]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却无意中揭示了明代巡抚内外官并用的原则。一般来说，自成化、弘治以后，巡抚均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资历较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参政，资历较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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