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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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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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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灌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④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⑤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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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②《明史》卷六。
③《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四。
④《辍耕录》卷二四。
⑤《皇清奏议》卷六一。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①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惟有松江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②《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品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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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辍耕录》卷二四。
②《农政全书》卷三五。
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①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翰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②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③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④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①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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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卷3，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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