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方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⑾次年(1369年)，又派遣使臣赴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宣告遣使的目的：“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番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周知。”⑿洪武三年(1370年)，又派吕宗俊等赴暹罗，派赵述赴三佛齐，派张敬之往渤泥，派郭征到真腊等国。朝鲜是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友好之邦。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明廷就赠送该国《六经》、《四书》、《汉书》、《通鉴》等经史图籍，这是文化上的交流。并告其国王要行政令，筑城郭，修武备，重农耕。洪武五年(1372年)，高丽要求派遣留学生人明朝太学读书，太祖说：“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⒀既表明欢迎的态度，也指出外国人士学习汉族文化，要出于自愿，不能勉强。
洪武初，明太祖在给暹罗国王的诏书中，对该国多次派使者来华，深为赞赏，称赞国王哆罗禄的内外政策，“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必定能使国家“永为多福”⒁。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洪武政权是诚心奉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的。
当时明朝不仅要与邻国友好相处，对邻国之间的矛盾和武装冲突，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例如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遣官携带《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赠送占城。次年，又遣使往祀其山川，表示对邻国的尊重。同时安南也跟明朝互通使节，并约定三年一聘，“且定使者毋过三四人，贡物毋厚。”⒂明朝政府但愿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礼节上应当从简。洪武四年(1371年)，安南与占城构兵，占城王要求明朝援助武器，明廷答复说：占城与安南都是明朝的友好邻邦，希望双方和平相处，即日罢兵，“讲信修睦，各保疆”⒃。明朝不肯援助武器的主要理由是：正当“两国互构，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安抚之义”⒄。出发点是希望双方早日停止战斗。一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占城国使者来华时，明太祖还一再致意，希望占城能真正同安南修好。明太祖给占城和安南双方的书信中，表明明朝的和平友好态度。他说：“占城上言，安南出兵，连年侵境。朕未知实否。今为尔两国言之：和睦邻境，乃保国善道。各守其封疆，各安其人民。……若各不安分，构怨交兵，纵其君长身虽无损，害及生民，又何利乎?”⒅
又如琉球群岛上的琉球国，三王(山北王、山南王、中山王)互相攻伐。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致书三王，劝其罢兵息争。书中说：“迩使者自海中归云，琉球三王互争，于农业少废，人命颇伤。朕闻之不胜怜悯。今因使往复琉球，特谕王体上帝好生，息征战而育下民，可乎?⒆语气是和平的、说理的，坦率地表明作为友好邻国的诚心劝告。
又如邻邦日本，一衣带水，两国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洪武初，沿海频频发生倭警。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派行人杨载至其国，“诘以人寇之故”。日本国王怀良“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⒇后来又发生“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以助力[21]。对此，明朝除加强沿海防务外，日本仍然是“不征之国”。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旧港)，洪武年间因“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逐生异心，川…肆行巧诈。”明太祖说：对付这样一个“蕞尔之国”，明朝只要派一名偏将，率十万之旅，加以讨伐，真是“易如反掌”。这是它“自取灭亡”。但明朝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一再申明，明朝君主是“以仁义待诸番”[22]，三佛齐仍然是明朝的“不征之国”。
洪武时期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谕祭暹罗国王敕》中有云：“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有六，……大国十有八。”[23]这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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