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作交易。明成祖从睦邻友好的愿望出发，破例不加禁止。他对大臣们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赉以助资金，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价市之，毋阻向化。”[39]永乐二年(1404年)，琉球山南王派使臣私带白银，到处州收购瓷器，礼部请论其罪。成祖表示：“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中国禁令?悉贳之。”[40]这些带有灵活性的措施，有利于友好关系的发展。外国贡使由于利之所在，来华的人数不断增加，私货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竟来了五百四十多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古里偕忽鲁谟斯等国共来了一千二百多人，都是为求利而来的。因为这么一大批使者，不仅人人可以私带“番货”，明朝对每一名使者，都有币帛之类的赏赐，一举两得。永乐二十年(1387年)，暹罗贡使带来胡椒一万斤、苏木十五万斤，明朝只好欣然高价接受。这就是明朝首都的仓库里堆积大量胡椒和苏木的原因。
在有关郑和的研究文章中，有人把这种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当作是一种经济上的对外贸易，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实际上也带有扩大官营贸易和压制民间贸易的目的”[41]。郑和下西洋是“朱棣为了开辟财源”，“是扩大外贸范围”[42]。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看作是为了“扩大外贸”，“限制民间贸易”等等，都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明朝对待朝贡国的“贡品”，并不着眼于经济价值，只不过是作为友好诚意的象征罢了。正如前面所举的史实，在历史上那有如此得不偿失的对外贸易?
明初的对外友好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积极的、进步的、卓有成效的。作为十五世纪的中外关系，明朝的对外政策必然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是毫不奇怪的。当时东南亚各国，名义上要接受大明帝国的册封，表现出“宗藩”的关系。但是明朝政府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各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正如《明史》礼志“遣使之番国仪”中所记载的，“明祖既定天下，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币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而不伤国体，视前代为得。”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43]，也就是在政治上加深同亚非各国的友谊，沟通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至于郑和船队到达某些国家之后，顺应当地人民的要求，进行一些交易活动，那是次要的，是为了增强友谊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二、郑和下西洋把明朝与亚非各国的
友谊推向新高峰
永乐时期，明朝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方针和内外政策，使社会的各种矛盾得到相应的调整。在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国内安定的局面。明初的“永乐之治”，是十五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和文化趋向繁荣，中华民族文明远播海外的时期。永乐时期郑和使团多次出国访问，是明初“封建盛世”的鲜明标志。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空前的。
朱棣即位后，由于经历了四年的内战，国内民生急待安定，对外同样需要发展睦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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