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重申对外不施用武力的政策，反对穷兵黩武。明太祖说：“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⑶明朝对周围国家，主张不以武力相威胁。《实录》记载，同年(1371年)朱元璋对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辟在一隅。彼不以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在给安南国王的诏书中，郑重表示不动干戈的和平友好愿望。他说：“中国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无知者必征。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⑷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明太祖当时不可能摆脱封建君主“天朝上国”的传统意识，以“宗主国”自居，但这仅仅是政治上一种象征性的“宗藩”观念，各国的内政是自主的。明朝主张不施用武力，推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这是符合本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过去有的文章中，把郑和下西洋看作是“以武力作后盾”、“扬威海外⑸，似乎明朝是凭借强大的武力派遣郑和从事海外活动的，这是没有根据的。在军事上，朱元璋主张有备无患，不炫耀武力。“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归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正犹医家妄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⑹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朝鲜、日本、琉球、真腊、安南、占城、暹罗、三佛齐、爪哇、百花、彭亨、苏门答剌、渤泥……等东南亚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的原因。朱元璋曾郑重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以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⑺对待海外各国，明太祖要求世世代代不要轻动干戈。

    明成祖是真诚推行洪武时期制订的对外友好政策的。他对侍臣们说过：“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生民。”⑻父子两人的军事思想和对外政策，一脉相承。郑和使团的七下西洋，正是为了“休息天下”，以达到“时和年丰，百姓安宁”这个根本目的。明成祖懂得，要使国家真正处于太平盛世是极不容易的，“必雨畅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军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以为太平无事。”⑼他对那些推波助澜，妄图挑起军事冲突的人，是十分厌恶的。例如永乐初，山东有人献阵图，成祖很不以为然地指出：“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当复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⑽可见，朱棣在用兵方面，没有背离“休养斯民”的治国基本方针。

  从洪武政权建立时起，对周边大小国家就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洪武元年，朱元璋在给安南的诏书中，就表明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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