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开中有二种方式：一是经常年例，即各边镇常年需粮由开中解决部分；二是临时召募，即边镇战争紧急，军队大量集结或边镇屯田因灾减产时，政府随时出榜召商纳粮中盐，乃属临时性质。前一种方式，由于是长期固定，商人因运粮至边，路远费烦，便在边镇雇人耕种生产粮食，于是商屯应运而生。明人霍韬说：“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敦台，自立保伍，岁时屡半。菽粟屡盈”⑾。商屯的实行，对于军、民、商均有便利之处。明人刘应秋说：“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浸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称为大便者”⑿。关于明代商屯生产情况，文献鲜于记载，我们只能进行推算。据《明史·食货志》载：“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清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

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按照这条史料记载，废止商屯，开中实行纳银制，得银100万两，若以每引值四钱计，则共该盐引250万小引。明人王德完说：“洪武、永乐时，边商引盐，一引止输粟二斗五升，小米不过四斗”⒀。不过，王德完所说粟、米可能有混淆。已故王守义先生说：“惟明人记述开中及商屯问题时，对米粟二事不甚分别清楚，有时统称之曰粟，有时称米，相差甚大”⒁。笔者以为王守义先生所说，是有道理的。明人顾炎武说：“永乐中，令商于各边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盐一引”⒂。又据《明史·食货志》载：永乐时规定，粟二石准米一石。笔者以为，明代商人纳米开中似以顾氏所说为妥，王德完所说粟米恐有颠倒之误。若以米二斗五升，粟四斗计算，粟谷出米率为62．5％，也较接近实际。这样，以共该盐引250万小引乘小米二斗五升，应为米56万石，占九边屯粮额276万石的20．7％，以共该盐引250万小引乘粟四斗，应为粟100万石，占九边屯粮额276万石的37％。若按每人一年食用小米二石六斗计，仅可供边镇军士20万人食用。而且，开中输边之粮并非全部来之商屯，另有在附近收买或从他处转运而来之粮。例如：《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壬子载：“宁阳侯陈懋……又私役军种田三千余顷，夺民水利，岁收之粟，召商粟收籴中盐”。

    《明英宗实录》卷27，正统二年二月甲申载：“甘肃地寒，少生五谷。近日中盐商贾，多就彼买米，以致谷价涌贵”。

    《明臣奏议》卷3，叶盛《劾内官弓胜疏》载：“大官臣室，千仓百廪，由是而应召纳粟，则关给官银，粜与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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