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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约束能力。祁门县下若溪村王履和宗祠的王姓族众成立养山会,订立文约规定:所有住居前后并东西二源,无论公业己业及邻里公共之山,概插苗木。六年之后,养山会首去查看苗木的栽培成长情况。到第八年必须做到苗齐,不能有寸土抛荒[40]。对不按规定者均有一定的处罚措施。
风水林木: 宗族人由于深受风水的影响,认为龙脉是风水之命脉,风水林是保护龙脉的龙之毛发,也是藏风得水的关键。四周林木茂密,则村子中不受凶风恶暴,林茂则水源得养,万物滋生。有山有水而无林木,有如人之失却衣饰与毛发。山青水秀,人文才能健康发达。风水林主要有水口林、龙座林、墓地林。水口林是在村落的水口处,主要是护托村落生气,抵挡煞气(东北风和北风)的侵入。龙座林是指村落或村落后山及来龙山的风水林木。墓地林是在坟园墓地种植或保护的风水林木。种植和保护风水林木是宗族的普遍行为,是族规家法的主要内容。清代湖北麻城《鲍氏宗谱》规定:“山前山后各有禁限,盗砍树木者,杖二百。”浙江永嘉楠溪江中游塘湾《郑氏宗谱》记载,新宫坳里的太阴宫有棵“大可丈围、高难尺计”的大樟树,竟有见利忘义之徒企图砍伐。于是“村中知事者不敢袖手以旁观,斟酌再三,集款买归老宗祠之业,立有字据,永后并不许砍断”[41]。广东中山客家人在屋后的山坡上营造培植“祖林”(风水林),“祖林”只许栽培,不许砍伐,也不准闲人随意出入,务使“祖林”长松落落,芳草萋萋,以“祖林”的浓密苍翠烘托出本屋龙脉为灵气所钟的意境[42]。
园林景点的林木: 园林景点是人们休闲赏玩之所,南方地区许多古村落都建有公共园林作为村人聚玩休闲之地,有人称之为“水口园林”。宗谱中有此记载,徽州《胡氏宗谱》记其水口园林是:“水口两山对峙,涧水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43]。宗谱家法中对族人种植和保护园林景点林木的行为多有记载,其目的是为族人树立种植保护林木的榜样。歙县的《汪氏谱乘》记载清乾隆初年歙县盐商汪应庚在扬州,“兴修平山堂蜀冈,栽松十余万株,今皆合抱”[44]。该地号称万松岭,从而使扬州城蜀冈成了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万松岭则成了一著名景点。
2.植树护林的效应
宗谱家法提倡植树护林、保护环境的行为,特别是注重风水林的营造与保护,对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防止聚落附近的水土流失,改善村落的小气候及环境质量,保障宗族成员的生存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宗族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严酷,故在客观上培养了古代人们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而这种约束力量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力,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中国社科院学者陈柯云先生在安徽徽州考察时,曾向祁门县六都善和里的一程姓农民问道:“‘解放前,那个山(风水山)上的树真的不能砍吗?’他说:‘别说树啦,一棵草也不能动。’‘如果砍了树会怎样呢?’他说:‘从我父辈到解放,还没听说有人敢在那个山上砍树割草。但我听祖父说,从前有过一个人到那山上砍了一棵小树,结果被族长发觉,被鞭笞而死’”[45]。这一事例说明古代宗族宗法制度的严酷程度。因而使得徽州地区的山林免遭破坏,据1950年《徽州五县森林调查报告》称:“徽俗聚族而居的乡村,其前后高山称为‘龙脉’,山上必养树木,称之为‘禁林’。……此次见到保存完整的如黄尖徐姓村后的森林,祁门伦坑禁林中夹有不少枫香、松树、杉木等,直径在1米左右,休宁的樟前、梓坞村前有数百年生周围丈余的古木”[46]。许多地方至今仍然是一个山青水秀、令人神往的风景胜地。如徽州祁门松潭村戴氏宗族保存有140多亩风水古林,清初戴氏入松潭后,将村边的笔形山上天然林作为全族的风水林封禁起来,使其藏风得水、保护生气;并于林下挖了一口池塘,形似砚台,使山林与池塘呈“笔砚”之势,以期望村中得文魁星光临。“松树常青,潭影清雅”因名松潭村。族规严禁携刀斧入林,仅许孤寡老人徒手拾拣林内枯柴,经戴氏宗祠300多年严格管理,松潭风水林古木森森,浓荫蔽日”[47]。休宁县阳台村,数百年至千年树龄的红豆杉、望春花环绕村口,如一群护村神、知客僧,组成水口林。最大的红豆杉高28米、胸围4.7米、基围5.2米,最大的望春花高21米、胸围5.15米。参天的风水古木郁郁苍苍、伟岸挺拔,四周是面积达2.6万亩的毛竹林。古老而珍贵的风水林与万顷碧波的竹海、人家、梯田构成徽州山乡风景园林景观[48]。在福建也是如此,如南靖县和溪乐土村客家人黄氏家族,将村周2000多亩山林定为风水林,现在黄氏祠堂后还有300多亩保存完好,成为罕见的原始森林景观,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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