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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产市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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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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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地区的鲜鱼销售亦有专门的“鲜鱼行”，鲜鱼行之分布在“外江则有长兴等沙，内地则有吴淞、高桥、盛桥等处”；“其鱼货除本地销售外，均包销于上海至于内地之鱼商”[12]。可见在清代后期，上海即为苏浙沿海水产的大型销售地。
3．资本雄厚的船贩
除挑贩、车贩等小本经营者外，“船贩”为拥有雄厚资本的鱼贩。由于借助水运，船贩的贩运距离要较挑贩远得多；在机动车辆得到使用前，利用人、畜力量驱动车辆的车贩亦远不及航运之船贩。长江中下游大型的江河湖泊均可通航，江河如长江及其支流湘江、赣江等，湖泊如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因此，商船贩运鱼鲜的形式在历史时期早已存在，如前文述及之沔阳湘楚一带渔民“得鱼归来先报官，半售商船半输赋”。明代湖广地区，渔官坐镇巨舟之上主持渔政进行集体捕捞生产，“千鳞万尾无所之，一网牢笼莫知数。纵横巨细相倚叠，山积沙头如雪白。渔人抖擞气颇舒，屈指团栾计千百”。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渔获产量之多。如此之多的渔获产品肯定不可能在本地即能全部销售完毕，而必然有大批产品由商船贩往外地销售。在太湖地区的渔业兴盛产区，亦有船贩进行大宗贩运，如太湖《罛船竹枝词》云：“黄梅白雨太湖棱，锦鬣银刀牵满罾。盼取湖东贩船至，量鱼论斗不论秤。”[13]太湖罛船生产规模之大前文已述，故其大量渔获物的销售均依赖于大宗船贩，竹枝词中言“量鱼论斗不论秤”，亦可见其交易规模之大。
明初安庆府望江县共设有四个河泊所。泊湖河泊所在香草镇，“秋冬客旅鬻贩鱼盐舟聚于此”；武昌河泊所在苏家嘴镇，“秋冬鬻鱼之旅舟聚于此”[14]。漳湖河泊所起先设在埭沟镇，后又移于新沟镇，这两地应与以上二河泊所所在地香草镇及苏家嘴镇一样，秋冬之际有大量船贩在此汇集以贩运鱼虾水产。同理，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盛产鱼虾、设有河泊所，又能通航的湖泊在秋冬时期肯定都会有大量船贩聚集贩运。
又如在安庆宿松地区，“贩鱼之船一曰鲜船”；船贩“除贩运本境及邻境之内河通水各市镇外，并贩运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庆，均为极大之销场。盖九江、安庆轮舟便利并可将鱼用篾篓装置转附轮舟运至沪镇等处，故贩鱼营业者每以船贩为大宗也”[15]。可见，凡能通航的内河水域，即有船贩将鱼鲜贩至各个市镇销售。贩运出江则以九江、安庆等大型港口为主，之所以运至这些地方，是因为鲜鱼运到这些大型港口后，又可通过更大的轮船转运至上海等地销售。贩鱼者以船贩为大宗，是说船贩之贸易额为最大。
前已述及，鱼类之外，虾蟹亦为水产大宗。清代中叶，扬州北湖地区“每蟹时，簖户积蟹于仓。或以簿围之困于野，狼戾满地不少惜，日以蟹为粮，家人厌之。市侩引贩者就其家。架大衡称之，载以船，多往京口。京口人能辨其为湖蟹也”[16]。每当汛期，所产以仓积，或者就用竹编器具围困在野地里。渔民天天以螃蟹当粮食，乃至吃得生厌。其销售方式与前述挑贩负运鱼虾又有所不同，并非由渔民将蟹集中到“鱼肆”之类的固定地点，而是由牙侩将贩卖者直接领到生产者家中批购。架一杆大秤秤好后，即以船载贩往外地，大多贩往京口，即今镇江。食用多了以后，消费者即能区分辨别湖蟹、江蟹。
4．其它水产
除鱼类及虾、蟹、贝类等水产外，各内陆淡水水域还出产有莲藕、菱芡等副产品。渔民有的既打鱼、又兼采莲藕菱芡，明代文人诗集中多有吟咏，“湖乡风景三秋后……钓艇莲舟晚共回”[17]；“湖田今有秋，老稚饭红莲”[18]；“得鱼且觅津桥酒，旋采溪毛杂菱藕”[19]。扬州北湖地区所产“菱之类美者曰乖角青，野生者曰葱管子、曰鬼叉叉”；每至七、八月间菱叶如盘、菱花吐白，种菱之人乘一小舟用竹竿在水面上往来挥拂以驱逐虫子；等到所结果实成熟后，“采摘入市亦投鱼肆”，即也在鱼市上出售[20]。明代对莲藕、菱芡等产品也有课税征收。有的水乡人户有专种莲藕菱芡以为生者，如杭州府各河泊所所辖渔户又细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就有“菱藕户”。明清文人诗集中多用采莲等题材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为水乡文化之一种，如“湖南采莲子，湖北采芙蓉。莲子心犹芒，芙蓉花自红。日暮高歌下烟渚，鸳鸯飞过湖东去”[21]；“采菱南塘下，水深菱叶稀。菱花比粧镜，菱叶比罗衣。轻风漾楫去，落日唱歌归。无情两白鸟，来往趂船飞”[22]；又有《罛船竹枝词》：“湾头茱萸红十分，湖中鹭鸶白一群。侬船纵入采菱队，不湿青青荷叶裙”[23]，等等，不一而足。鸭子也是各河湖水域的一项重要产品，不仅为渔人之副业，亦有专事牧鸭者。扬州北湖地区“牧鸭之人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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