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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产市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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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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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鲚鱼一万斤，鳓鱼九百八十四尾，收充供养茶饭、斋醮祇待等用”[6]。据日本人山本田芳1885年撰写的《清国水产辨鲜》中记载，“鲚鱼在江苏长江年产五百万斤，干鲚鱼年产约十五万斤运销各地”[7]。沿海地区出产的黄花鱼分为南洋鲜和北洋鲜两种。前者渔汛期自一月至三月，早春用冰运，末汛期多用盐藏。后者的渔汛期自三月至四月下旬，均以盐藏运销。该鱼出产于吕泗洋面，渔民用载重五百担的帆船备上囊网驶抵产地捕捉，渔汛期中大约每十来天就可捕获鱼“二百余石”，也就是10吨，销售于吴淞及浏河等处的各鱼行，然后再批发于苏州、嘉定、太仓等邻县的各市场。[8]
事实上，据有关文献记载，渔业用盐量确实是相当巨大的。如清两江总督陶澍奏言，在淮南盐场，每年除草堰场没有醃切用盐及角斜场仅上数引外，其余十八场，按照产额，渔汛用盐“共开销至二十四五万引，几及淮南额引十分之二”[9]。渔获物防腐加用盐竟然达到淮南盐场产盐额的20%的比例，由此可略窥渔业产量之巨。如根据上述每一斤鲜鱼用二两盐来防腐的比例进行折算，则于淮南盐场支领渔盐的渔户，其年总渔获量当为187500吨。渔汛用盐不惟淮南地区，凡在渔业繁盛的沿海地区当同样如此。如以淮南区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包括淡水鱼）的十五分之一计，则全国年总渔获量当为2812500吨。据抗战前的不完全统计，鱼类总产量（包括淡水鱼）达二百二十一万四千余吨[10]。以此数据对照比较，可知前之估算大致离事实不远。渔获物除很少一部分为渔民自食外，绝大部分都会进入销售市场，其中大多数又为盐制防腐的加工产品。
[1]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九。
[2] 《清盐法志》卷一四四“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条”。
[3] 参考丛子明等《中国渔业史》，第78页。
[4] 《定渔户领盐例》，《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九。
[5] 《明会典》卷四十一。
[6] 《明会典》卷一百七十一。
[7]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二》。
[8]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渔业》。
[9] (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八《复奏筹议稽察场灶章程折子》。
[10] 韩非木《祖国的渔盐》，大中国图书局1953年出版，地理小丛书。
四 水产商贸的经济收益支配
渔民们用水产销售所得向官府交纳赋税，以及维持一家的生计。此外，卖鱼兑酒热身在渔民们的生活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还税及养家
明代渔业课税之重已如前述，明人诗文有云：“我闻沔阳湘楚间，楚波浩荡湘洄环……水边人家半渔户，唱歌捕鱼自朝暮。得鱼归来先报官，半售商船半输赋。”[1] 渔民要将生产所得之半用于交纳赋税，可见还税为渔民卖鱼所得收入的一项重要支出。又如：“昨夜溪头过新雨，春水漫漫决沙渚。群鱼尽逐早潮来，父起收罾子看莒。入市鱼租今几何，归家尚喜鲜鳞多。”[2]渔民庆幸在鱼市上售鱼所得除交纳租税外，还能有所剩余。在湖广一带，“楚天空阔重云幕，孤馆风寒倍萧索。著鞭江上观打鱼……渔官独坐万斛舟。且言今岁尽余裕，输官给役从如何”[3]；可见“输官给役”是渔民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渔民以打鱼为生，鱼虾为其主菜，但毕竟不能充当主食；因此，必须卖鱼换取米粮、油盐等生活日用必需品。有诗为证：“八尺长竿一具罾，前船相唤后船应。得鱼换米兼沽酒，更取鱼油作夜灯。”[4]渔民一般都要在傍晚之前售出当天所打之鱼，否则隔日后，鱼便不很新鲜，卖不了好价钱。因此，水滨渔市一般都收市较晚，诗云：“风雨方知客路难，飞鸿相逐渡江湍。港收渔市舟归晚”[5]。然而，零星售鱼所得毕竟少而可怜，“乘潮撒网得鱼少，入市卖鱼钱不多”[6]一语透露出渔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然而，正赖渔民的辛勤劳作，出售所获之鱼，城居的仕宦人家才能得食美味，而打鱼人迫于生计却只能将上等好鱼全部出售而仅留剩一些细小鱼腥以自食。诗云：“渔人骋技巧，长网截大川。万鱼不能脱，已知数当然。倾城食鲜脍，维舟洗腥涎。”[7]
2．兑酒
渔民卖鱼所得除用来还税及养家外，沽酒热身更是一项重要消费，这几乎从所有涉及渔民生活的诗文中都能得到体现。渔民由于终年在水上作生涯，不可避免的受水中湿寒之气的困扰，饮酒能促进血液循环，收到热身以抵御湿寒之气的效果。因此，卖鱼兑酒而饮便是渔民打发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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