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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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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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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言：“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士与农商常相混”之语，包含了士与商的相混。“相混”即是不分上下。汪道昆也说：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230]
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231]也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晚明以降，商人地位不次于士的观念已在社会逐渐滋长。何心隐的四民意识中还有二层意思，即士商同等。他说：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232]
话中有“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之语，据余英时解释，这里隐含了士商“同大”意思，士商都是仅次与圣贤的第二层次的人物。何氏曾被时人看为是“异端”思想家，也许他的整体思想中确有偏颇之处，但这种认识当非空穴来风，多少透露出一点新的社会思想信息：士商同等。
清代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前代商人地位与士商关系的感知与总结：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233]。
以三代概而论之，有失笼统。但是，感知大端出自明代——最靠近他的时代应不会有错。从中可见晚明商人在人们心目中之位置。清初另一位学者孙枝蔚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访友时写下一诗：“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234]仪真是当时苏北靠长江的一个商业小镇，“尊商”之风尚且如此，那么大城镇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19世纪中著名学者龚自珍也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235]。商贾的社会影响和晚明重商之风由此可见。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在实际生活或人们的观念中，商人已经完全和士平起平坐了。这些事实只是表明，那个时期人们对商人确是另眼相看了，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向上攀升了一步。
三、新商业、商人思想、理念对晚明社会之影响
历史哲学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思想一旦出现——尽管它们还不够强大，还印有传统的烙印，但是它们一定会“参与创造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被动地单纯反映现实而已，而是积极参与创造现实”[236]。晚明商业思潮首先造成了时人与传统价值观的疏离，而这种疏离是有利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业的发展。
晚明商业发展，市场繁荣的另一面，是国家和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巨大依赖与苛刻盘剥，从而造成对商业、商人的重创，许多商家、商人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于是，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涌现了一股“体商”、“恤商”、“护商”、“辩商”的浪潮。有识的官宦和广大市民为商人们奔走呼吁，反对朝廷官府对商人的重关叠税，抨击召商佥商，要求减轻商贾的羡耗和赔累。经过不懈的斗争和争取，朝廷被迫作出一些有限的让步。
有识之士认为，对商重税会影响农业，动摇根本，有损于家国整体的利益：
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买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237]
朝廷对商贾的封建徭役即编商当值，给铺户带来累累重创，造成“十室九空”，“肆市昼闭，商贾不行，众口嗷嗷”[238]之后果。只顾眼前利益，对商人过分朘削，最终只能是国家经济受到伤害。身居南京工部尚书要位又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的张瀚，曾向具体负责征榷商税之同僚提出弛商减税之建议，此官采纳了张瀚的意见，“相与弛商之什二。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239]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例。
内阁大学士高拱曾亲自整治召商买办之积弊，他向朝廷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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