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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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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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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银可以拯之。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以难易定其多寡，以迟速定其先后。多者预支十分之四，递减至一分。半年以内全给，一年以外先给其半。[240]
户部据此订出了恤商事宜，如定时估、议给价、严禁革、公佥报等规则，“疏入，上悉从之”[241]。南京礼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给事中张永明，亦提出了其匡救商弊之策：一设专门职掌，即“岁命巡视钱粮给事中御史及巡视京城御史兼察之。遇有蹈袭前项积弊，敢于亏扰铺行及牙贩各役者，许受害之人赴告准理，并听斟酌轻重查论。如给事中御史身自有违从，都察院从重纠论”，其他还有定额取、省繁役、慎估计、详稽察、饬官常（即约束官吏常跟人员）等数项纠弊措施[242]。巨大的社会舆论，有时确能迫使朝廷对过分的行为有所反省和收敛，如崇祯年间“颁发圣谕七款，中有禁革铺行（即铺行商役）一款”。蒙受商役重灾的苏州，官府也只能“复蒙宪天俯念民瘼，刊布按吴十四款，内禁革铺行”[243]。
张居正“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观念，是其执政后，推行经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一条鞭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户丁之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的徭役都摊入田亩，并一律征银。这客观上使许多无田产的纯工商者能部分地摆脱封建徭役的束缚，而去积极地投身发展工商业。
所有这些，都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沈垚说，明代“商之子方能为士”，此话虽有偏颇，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即商贾子弟进学入仕已成当时大观，不少商贾子弟尤其是盐商子弟，受父兄先营事业于前而得以念圣贤之书、参加科举考试，即所谓“父兄竭忠效力以济王家之用者，子弟亦食其福”[244]是也。他们因其经济实力和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赢得了一种新的机会和门径。这种思潮，对人们社会职业的选择也起了指导、引导的作用，不少人包括士人学子、世家子弟也放下架子，加入到商贾行列。
但是，晚明的重商思潮虽然动摇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体商恤商措施、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贾受压榨、商业受摧残的状态，从而给商业带来一些实惠，给商贾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它们并不足以震塌或彻底改变封建传统观念，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商人的从商乃至生存环境，只是一些修补而已。在晚明社会，由于商业利润的易得和所获可观，因而受到朝廷和大小官吏的暴敛，商业和商贾们受到的空前严酷摧残，苛税重征使得有的城镇甚至是两京大都，都呈现过“里巷小民十分凋敝，有资产一空者，有鬻子女者，有散之四方者，而向时富室不复有矣”[245]的景象。崇祯年间由于战争，朝廷在向农民加派的同时，继续实行佥商买办粮草，更使无数大小商人“椎肌剥髓、抢地呼天”，赔累惨重，苦极一时[246]。其结果是商业凋敝，整个经济因此而一蹶不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晚明商业，一方面有浓郁的商品经济环境和得到许多人的辛勤扶植，另一面却受到统治者无情地压制和摧残，这看似矛盾，但实际却正是它赖以生存的转型社会使然。 注释1
[1] 也有少数学者对明后期至清前期的商业发展或市场抱不乐观看法，如台湾学者张彬村就认为当时的市场“需求太低、交易成本太高、竞租太发达”，这些“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它“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见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页。
[3] 王毓铨：《莱芜集·附录〈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分〉写作提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5-376页。
[4] 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业资本》，载《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9]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见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家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5），上册，中文论文集。
[11] 见傅衣凌、黄焕宗译中文版，《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年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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