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光绪《沔县志》载：同治六年(1867)、七年大水，“武侯祠数千年之庙，竟将沦啮，诚不可解”。可知当地水文状况恶化、水灾严重的程度。查沔县武侯祠创建于汉景耀六年（或称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历代多有修葺。同治初年，因汉江水文状况急剧恶化，而受到水毁威胁，光绪七年(1881)刊《重修诸葛忠武祠记》载：“汉水自祠西南隅建翎而下，直冲祠左，喷薄之余，绕祠后基南转而东鹜……”“自同治二年发逆毁伤之后，水势亦逾迫”，至同治六年、七年水患，情况更为危急。光绪六年(1880)重修之时，不得不筹集巨款，于祠后创筑重堤、水箭以卫祠基，同时强调“岁修以堤工为第一要务”，重堤坚固，方能顾及其他。也就是说，防御水患成为首要任务。而且做好了随时移祠他处的准备。（注：光绪七年刊《重修武侯祠记碑》，见《汉中碑石》第334页。）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加剧。光绪十年(1884)，“河水冲崩，祠后基址，岌岌可危”，不得不再次动用巨款，兴举大工，挑河四百丈，筑堤八十丈。（注：光绪十二年十月刊《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见《汉中碑石》，第341页。）

水患之外，旱灾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光绪《沔县志》记载了光绪三年(1877)的大旱，先是四月十五日大雨雹，或大如鸡卵。从此干旱，县境山河堰、天分堰等俱无秋，赤地千里，直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才得雨，旱期几达一年，实为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

“闻诸沔人曰：县之饥馑，淫潦为多，从无旱灾，连年奇旱，虽七八十岁老翁有未经耳。闻者亦可知天道之有转移矣。谨书于此，后之莅斯土者防旱防潦庶预备云。”

所谓天道之转移，实亦与人事不无关联。

关于光绪三年(1877)大旱，多部地方志各有记述。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三：“光绪三年大早，自四月微雨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始雨。”光绪《定远厅志·祥异》：“光绪三年夏旱，大饥。时燕豫晋秦陇蜀均旱，赤地数千里，斗米十千，无籴。”民国《紫阳县志·灾祥》：“光绪三年旱。草本皆槁，大饥，人相食，道殣相望。是岁旱自五月至次年三月初二始雨。”民国《南郑县志·拾遗》：“光绪三年大旱；秋无禾。四年春饥甚，民多饿死。”邑人曾作《纪旱诗》有云：“云霓望断枉春耕，亢燥况兼疫疠行。最是有情布谷鸟，可怜徒自唤声声。”

自然灾害严重影响陕南社会的发展。湖南宁乡人童兆蓉于光绪八年(1882)始任兴安知府，除中间十三、十四年别调外，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期达十余年。今见其任上留下公牍40禀，其中25禀为与报灾、勘灾、救灾相关的内容，又有光绪八年秋至光绪十六年(1882-1890)在兴安任上的书札60余道，其中亦有24道与灾荒相关。仅此一例，已可从一个重要方面感受灾害问题的严重。（注：参见《童温处公遗书》，卷2－卷3，卷4－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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