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塌城墙一千二百二十七丈零，城楼五座，其余城墙、城楼俱皆鼓裂歪斜。东、西、北护城土堤三道，冲塌二百五十丈零，庙宇、考棚、书院、仓廒、监狱、文武衙署以及教场、演武厅均多倒塌，府州科房案卷大半冲失……统计城内关厢被水灾民四千二百一十二户……实在乏食贫民三千八百九十一户，男女大小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名口……又淹损男女大小三千六百八十三名口，并冲塌房间。（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相邻的湖北郧阳府属当年同样遭受淹没之灾。（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道光十二年(1832)水灾尚未复元，西乡县城、堤刚刚修筑完成，陕南各属再次遭受洪涝灾害，西乡县城垣又被冲塌，“冲缺城垣二百余丈，水流入城，浸塌衙署、庙宇、兵房、仓监，致将所贮谷石间被漂没。”（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正所谓“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注：同治《房县志》卷4。）。据《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统计，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西乡县有洪涝记载11年次，其中8次发生在道光以后，占73%。

　　沔县南临汉江，城西南又有白马河绕城入汉，为水患多发之地。道光以后，受灾更为频繁。道光二十二年(1844)刊《修筑沔县城垣河堤碑》称：“夏秋水涨，汹涌澎湃，护堤毁，城亦因之而毁……比岁横流冲决，江洋无涘，蕞尔城几为泽国。”（注：《汉中碑石》，第273页。）光绪《沔县志》卷四共记录清代（顺治—光绪初）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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