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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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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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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以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为中心，陕南地区的堰渠水利有悠久传统，汉中地区早在宋代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明清时代，尤其清代秦岭—大巴山区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开发。就水利建设而言，不仅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兴建了一些新的堰渠灌溉工程。特别是在川楚移民开发山区的过程中，修建了不少小规模堰渠，山中农田水利面貌因之一新。（注：参见拙作《明清汉水上游山区开发与水利》，文载《武汉大学学报》（哲杜版），1994年第1期。）不过，清中叶以后，与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及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关联，陕南地区的堰渠水利也发生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变化。与此同时，水旱等自然灾害也有增多加重的倾向，并由此成为该地区发展进程中影响深远的转折。本文主要依据现存碑刻资料，对清代后期的有关变化作一初步探讨，（注：碑刻资料主要据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参以有关方志著录。）并请方家指正。
一、清后期陕南堰渠水利中的矛盾冲突
清中叶以后陕南堰渠水利值得关注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堰渠变迁频仍，表现为大堰渠灌溉面积盈缩不定，小堰渠甚或存废无常。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可推城固、洋县二县共同用水的杨填堰。嘉庆年间，该堰灌溉城固田1400余亩，续增加到6800余亩。灌溉洋县之田远较城固为多，始为10800亩，相继增加到17000余亩、18400余亩。即所谓的“城三洋七”，也是“三分堰”、“七分堰”的来由。后来，城固先后报下苏村、苏寨村、留村冲废田计1100余亩。到同治年间，三分堰水册所载灌溉面积仅存3800亩，较之6800亩原额，失额达44%之多。（注：《修复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又如城固县五门堰，清初灌溉面积30000亩，后增至40000亩，最多时城固、洋县合计达50000余亩。其间因宅基所占，为流沙所摧，或为堰长、渠长隐匿，最少时仅存田28000余亩。道光年间曾“清而厘之，复额如旧”，到同治、光绪年间，“田册毁于兵燹，其减者视前更甚矣”。光绪元年(1875)始又清查，仅“田之由隐而显者，计数在四千以外”（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灌溉面积盈缩现象在山河堰、汉阴凤亭堰等堰渠皆不同程度存在。
小堰渠之存废无常现象主要发生秦巴山区，山区灌溉设施修建难度大，规模小，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性质。如汉中府属留坝厅：
“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小留坝以下间引留水作渠，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然至夏秋山涨，田与渠尝并冲淤，故不得名水利也。”（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兴安府属平利县，“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移徙无常。”略阳县、定远厅皆有与留坝厅类似的记载。（注：光绪《定远厅志》卷3：“夏秋水涨，田渠亦易冲淤。近日垦田灌溉，数倍往时，其利终难恃，故渠溉田数目多本汉中志。”此说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水利》中已有，文字略有差异。“夏秋山涨，田渠亦冲淤。近日垦田资渠灌溉者虽数倍往时，而其利终不可恃，故各渠灌溉田数目仍循旧志”，该志论及略阳水利时云：“原无水利，现有水田者，近因川楚人民徙居来泥开垦，引山沟水以资灌溉，每处或数十亩、十数亩不等，然至夏秋山涨，多被冲淤，不得称为水利也。”）一方面是扩大灌溉面积的努力，另一方面却是无法避免的冲淤废弛的结果，实已表明垦田灌溉与山地环境之间并不相宜的关系。
堰渠灌溉面积的盈缩，大多是从“册载”的意义上而言，特别是册载灌溉面积的减少，不少是为逃避修堰负担而有意隐匿、失载的，而非灌溉面积真的萎缩了那么多，杨填堰城固一方的灌溉面积大幅度失额即有此因素作用。但也有实际上的减少，除了战乱时期外，主要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水冲、沙压、河道变迁等导致田地无法灌溉或无水灌溉。与此相对的是灌溉面积的扩大，扩大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合法的引水灌溉，改旱地为水田，其灌溉面积得以在有关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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