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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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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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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仍是住持、首士之弊。城固洞阳宫，“旧来住持，不守清规，污秽神山，偷当山场，私卖租典，争夺兴讼，数载不休”（注：《洞阳宫山场条规碑》。）。“住持丁永贵不安本分，素有自私自利之心，于是嫌隙生而师徒成仇，词讼起而财米尽空。擅将响水岩山厂卖于会长，洞阳宫福地弃诸他人”（注：《重立护持洞阳宫扁鹊观碑》，咸丰六年。）。平利女娲山三台寺，“飞锡游僧，望空门而托足；烧丹野道，每幻术以愚人……他如伯佃恃横，抗庙租而不纳；强邻倚势，侵庙界以自丰。顶拨者业不由僧，葬埋者地以坟占。老桂婆娑，狂夫或恣其攀折；杂植旋绕，窃者或残以斧斤”（注：《女娲山三台寺条规碑》，道光二十年十一月。）。沔县观子山庙，“物换星移，人心趋于浇漓，每多假公以济私，或剥削于强邻，或侵占于豪强，或冲崩于河水，或废弛于住持，即间有一二老成者为之董正，而垂成则疑忌之心又不免”（注：《整顿观子山庙产碑》，咸丰九年九月。）。汉阴吉祥庵，“自道光二十八年住持将田地加佃减稞，致讼多年”（注：《吉祥庵施田碑》，咸丰十年八月。）。沔县武侯祠住持“非特不守清规，并且通同舞弊，不以香火为事，专守肥己之谋，庙宇日见倾颓，出息尽皆剥削”（注：《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同治元年一月。）。“现在庙宇荒凉，田地侵占，住持不守清规，香火无人供奉”（注：《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同治八年十月。）。“住持徐教升不守清规，偷卖古树，私伐皇柏”（注：《重修武侯墓庙碑》，光绪三年二月。）。汉阴吉祥庵，“迩来住持不轨，稞租皆耗”（注：《重修吉祥庵东楼碑》，光绪三年二月。）。诸如此类，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说明了清后期陕南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且变化的实质与前述堰渠水利及其他领域的弊端颇为类似。
不少碑文将前述一系列变化的契机定在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所谓“兵燹之后”，其实，已引的碑石就足以说明，变化早在道光年间已经普遍发生。 三、环境变迁与堰渠水利
堰渠水利是人类利用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与自然界间物质转换的重要门径之一，这就决定了堰渠水利之建设，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问题。前述堰渠水利在清后期出现的变化，并非纯粹的社会事务，与自然因素变化、环境变迁有密切关联。
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过程。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因素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具体到秦巴山区论之，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广泛开发之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注：参见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4期），（荷）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拙作《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4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待刊）。）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坏及水土流失是问题的核心，由此又引发水文条件一系列的变化。环境变迁直接影响堰渠水利建设，尤其是水文条件的恶化，不仅破坏水利设施，而且加大堰渠水利建设的难度，并从而引起用水困难，堰渠修浚费用提高，成为诱发用水秩序混乱，发生修浚冲突的重要因素。
对人类活动引发或促进水文条件恶化，陕南碑石有直接的论述。道光《西乡县志·水利》收录县令张廷槐《重修五渠碑记》云：“当年山地未开，沙泥罕溃。此日老林尽辟，土石逢流，偶值猛雨倾盆，便如高江下峡，一出山口，登时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转眼化为湖泽。”西乡县东沙、中沙、北寺、白庙、西沙等五渠亦因受众山之水而淤塞，以致泛滥横流，淹没民田庐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刊平利县《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称：
“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
地方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为碑石佐证。道光《石泉县志》卷一论及汉水水情变化时云：“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留坝厅足征录》载严如熤《栈道图说》称：“沿栈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河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卢坤《秦疆治略》载：“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具体的事例如紫阳县长滩，“向皆平衍”，至嘉庆末年，“沟水暴涌，石高数丈”，以致舟楫不通。（注：民国《紫阳县志》卷1。）汉中府属略阳有石马洞在蹇家坝，原本清流潺潺。至道光年间，“穴口被河水冲淤，沙石寨门”（注：道光《略阳县志》卷1。）。凤县有故道河，又名县河、大散河，乃嘉陵江之上游，秦蜀要津。其“源出大散岭，经县境之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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