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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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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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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上登载、反映出来。另一种是不合法的、违例的偷行引水灌溉或强行强水灌溉，即所谓“射利之徒，间有将旱地开作水田……恃强争水”、“偷挖堰水”等情况。（注：严如熤：《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其二，用水秩序混乱，争讼不断。各堰渠所灌溉田地，各有定数，这就是通常说的“册内原灌正田”。册载正田“岁修有费，轮甲行夫，为日已久，是以永沾灌田之利”（注：严如熤：《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用水秩序混乱的第一种形式就表现为册外之田与册内正田争水的冲突。沔县泉水堰创自明代，原为12家军户所修，“系拾贰家军户之私堰，沿河两岸支流汛泉，总归此堰，外人不得开地作田，阻截上流”（注：《处理泉水堰纠纷碑》，咸丰九年。以下此案引文俱出此碑。）。据说一直“无敢违者”。但到道光十一年(1831)，“有客民陈正秀开地作田，违例霸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十四年，又阻拦堰水，亦具有结。又十五年，张文兴、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长具禀在案，蒙县主李断令仍照旧例，立碑为记，外人不得紊乱”。讵料截水者不仅未立碑，而且不悔过，此后又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咸丰九年(1859)，由陈正秀之弟陈正章，陈正秀之子陈有刚、陈佘娃、陈周儿，张文兴之子张武刚，陈正秀之孙陈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多次恃强违例拦截堰渠上流，“勺水不下”，甚且反控堰长，并将堰长按于水中，“淹浸几毙”。20余年间，虽有官府多次理断、禁令，陈、张、李、王诸家竟五次拦截堰水，可见争水之激烈程度。
杨填堰在光绪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修堰、用水冲突，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西营村廪生张成章贿窜百丈堰首事刘永定，与村民张玉顺等多人一道，“以旱地作田，在于洪沟桥搭木飞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从旱地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碍堰水，为害非浅”（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接着又有“吕家村吕璜等偷砍西流河护堰之柳，私捏字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堰。又补修二道□□庄村人率众阻挠，亦不得拣石修砌，种种谋害，叠相侵扰，直使古堰竟为乌有”（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由此而起纠纷先后告至县、道，判西营村为违例搭槽开渠，改作水田，令其拆槽平渠，不得再犯。吕璜利己害公，附堰村民不得霸占近堰之地，阻拦修砌。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西营村张成章等乘原任道台恩开卸任之时，欲翻控逆结，讼案又起，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审断，维持前判。西营村并不因此甘心，四月插秧之时，竟又恃强违断，“预备搭槽灌溉”，于是，争讼又起。此类册外田地与册内正田争水现象，在安康县东坝、汉阴凤亭堰、城固五门堰、汉阴济屯堰、山河大堰等都不同程度存在。
册内田亩争水的现象更为普遍，几乎无堰不有，只是程度、规模互有差别。碑石所见规模较大、历时长久者有汉阴厅月河济屯堰，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八月，咸丰元年(1851)三月、九月，咸丰六(1856)年五月，先后有监生沈兴洽、生员沈兴潮及工书白际太等与堰内武生刘绍杰等为争水（沈兴洽等恃强截放，淆乱旧规）而互控，屡断却不能结。（注：《月河济屯堰总序碑》，咸丰六年七月。）城固五门堰之油浮、水车二湃（居上流）与西高渠（地居下流）之间为争水亦“迭次控争，官经数任，蔓讼不休”（注：《油浮水车二湃修渠定式碑》，光绪五年五月。）。自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五年(1879)，亦屡断不结，西高渠绅粮杨春华曾率众挖毁所修渠底平石。安康县千工、万工两堰：
“灌田数万亩，阖郡民食所出也。（光绪年间）每逢夏旱，民以争水灌田，纠众持械辄酿巨案，前此判斯狱者讫不能决。”（注：《兴安府绅民缕陈政绩禀》，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1。）
他如唐公车湃、凤亭堰、小龙王沟五堰、月河补济堰筹，各有争水事件发生。“黑夜偷水”、“将平水改窄易宽，渠旁暗挖窟眼”、“变诈多端”伪造水册，“奸滑诈增水数，豪强任意兼并”现象每有出现。
其三，堰渠修浚冲突频仍，严重影响灌溉效益。冲突大多由修浚负担分配而起，有为逃避修浚负担而隐匿灌溉面积者，如五门堰（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杨填堰（注：《修复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有避重就轻者，如褒城荒溪堰（注：《荒溪堰条规碑》，道光四年。）；有为减轻修浚负担而擅改堰渠设施，不顾堰渠整体利益者，如城固唐公车湃（注：《唐公车湃水利碑》，道光三年。），安康大济堰（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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