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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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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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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1989 pp.317-341. 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页132-134。
[32] 乾隆四十一年(1776)《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同文也载：「会馆，为商贾贸易之所……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苏州碑刻》，页22）。
[33] 《苏州碑刻》，页289-290。
[34] 《苏州碑刻》，页267。
[35] 《苏州碑刻》，363。
[36] 周德华，《盛泽丝绸行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5(1990)：137。
[37] 《苏州碑刻》，页42-43。
[38] 据范金民估计，苏州全部64座会馆中，苏州城附近有48座，其余16座则分布于常熟、嘉定、嘉定县所属南翔镇以及吴江县所属盛泽、震泽、同里等镇；苏州地区163座公所中，有142座位于苏州城附近，其余21座公所则位于昆山、新阳、吴江、嘉定及所属市镇（范金民，1998：244、248）。另外一个不同估计则是：江南市镇中会馆至少有33座，公所则至少有50座（陈忠平，《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7）。市镇中商人团体数目又有极大不同，其中，以盛泽镇的八所会馆数量最多，一市镇有这么多会馆，江南市镇中大概只有乍浦镇能提并论（范金民，1998：244）。
[39] 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页51。参见同书表一”商州府商人团体会馆公所统计“（页59-65）。
[40] “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牛若麟等撰，《崇祯吴县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卷10，《风俗》，叶1下，页892）。又如：「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心……京省商贾所集之地。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为繁盛」（邵泰等撰，《乾隆苏州府志》，清刊本，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藏，卷19）。
[41] 纳兰常安，《宦游笔记》（有乾隆十年(1745)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卷18，叶8下。
[42]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涵芬搂秘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卷中，《芙蓉塘》，页13上。
[43] 《苏州碑刻》，页341-343。也可参见：洪焕椿，《明清时期苏州城市工商业的优势及其活力》，收入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363。《苏州碑刻》，页341-343。
[44] 《清嘉录》，卷1，《灯节》页16下-17上。
[45] 在一份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钱江会馆”捐款纪录上，有廿六家绸缎庄列名捐款名录。其上记录，由乾隆廿三年到四十一年间，这些绸缎庄共捐了白银11,022两2钱5分给“钱江会馆”（《苏州碑刻》，页20-21）。
[46] 《苏州碑刻》，页164。
[47] 有学者曾为突显宋元以来“行役制”与会馆公所的不同，不能一概视为“行会”，而特别强调会馆公所的“社会功能”，认为明清会馆公所只是商人做为同乡聚会、敬祀神祀和慈善救济的场所（傅筑夫，《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0，页387-492）。
[48] 《苏州碑刻》，页340。
[49] 《苏州碑刻》，页122。光绪十一年(1885)，“云锦公所”的组织方式也是：“由同业中轮当司年、司月经理，互相稽察”（《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页16）。
[50] 《苏州碑刻》，页351。
[51] 《苏州碑刻》，页148。
[52] 这个案子留下一些史料，收入《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页604-611。马敏对此案做过一些讨论，见：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页292-293。
[53] 《苏州碑刻》，页340。
[54] 《苏州碑刻》，页45-46
[55]《苏州碑刻》，页331-332。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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