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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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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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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然而，直到雍正三年（1725）本条例文才由刑部律例馆奏准将“江西等处客人”改为“直省客商”（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原著于乾隆年间，马建石、杨育棠主编新校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页871）。 [11]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页377-9。《苏州碑刻》，页352-354。
[12] 《苏州碑刻》，页164。
[13] 洪焕椿，1992。丘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台大文史丛刊”第86种，1990），页134-179。
[14] 有学者将晚清政府发展商务的种种政令，区分为“戊戌变法前、百日维新、庚子事变后”三段，分做较详细说明（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4，页33-55）。
[15] 可参见：朱英，《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1994,4：73-91。
[16] 商部编，《商务官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第一期，页25下-26上。
[17]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页59。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和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4)：182-223，页185。除了上海、天津外，广州、汉口等地在成立“商会”前也有“商会公所”或是“商业会议公所”等商人团体存在，有学者认为这些都可算是“商会”（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12-18），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商人团体“还不是真正的商会”(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页41-43)。从日后商会运作与中央颁行商会法令的密切关系看，本文支持后一类意见。
[18]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页46。许多学者对清末商会的数目估计不同：据陈锦江估计，1908年时，全国各地有58所“商务总会”和223个“分会”；1912年时，总计已有“商会”794个（Wellington K.K..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26）。依阮忠仁估计：1904至1911年，全国至少成立了1,022个商会（阮忠仁，《清末民初农工商机构的设立：政府与经济现代化关系之检讨，1903-1916》，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页240）。
[19] “苏州商务总会”的成立，晚于上海、天津、江宁、广州、厦门等地的商务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32）。
[20] 参见：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表二“苏州府属商人团体商会统计”（页66）。有关苏州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全面介绍，可参考：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1] 参见《苏商总会关于入会有关规定的布告稿》（《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页43-44）。
[22]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页333-337。
[23] 清末苏州商会仲裁商业纠纷司法职能的制度沿革与个案研究，可见：马敏，《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收入氏着《马敏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页281-303。丘澎生，《禁止把持与保护专利：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中外法学》，12,3(2000)：311-328。
[24] 马敏，《清末苏州商会组织系统试论》（收入氏着《马敏自选集》，页266-280），页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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