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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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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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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地方政府库房的“禀库存贮”制度。尽管不少会馆公所可以提供捐款商人各类“交易服务”，藉以降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但是，若无相关会馆公所对内“董事、值年、值月”规章以及对外申请“立案”制度做支撑，财产安全无法得到界定与保障，会馆公所赖以提供各项交易服务的仓库、度量衡、码头甚或是船只等各类设施，也可能产生“公器”挪用、私用或盗用等情形，定将影响捐款商人的信任与捐款。若无这些法律规范的变化做后盾，会馆公所商人团体所提供的交易服务也无法继续维持。
（三）人情
会馆公所主要由同乡商人捐款成立，“同乡关系”对会馆公所商人团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当代学者理解的“同乡关系”是否真是当时捐款成立会馆公所商人心中的“同乡关系”？乾隆廿七年（1762）《陕西会馆碑记》，对捐款商人成立团体有一些具体描写：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阗集”，“我乡之往来于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亟也”；“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节，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尝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餔，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55]这里至少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捐款的外来客商，其中不少已是在苏州定居甚长时间，对自身“籍贯”仍然有所怀念与认同，即使平时本来在家乡根本不认识的人，只因为是在异乡相遇，而会感到亲切，并且愿意与这些“异乡骨肉”来往联谊。二是这种“籍贯”亲切感，可能主要不来自于政治地理的区划，而更多地源于对自身熟悉“乡音方语、尝好、性情”以及共同奉祀特定神祗的共同喜好与习惯。
然而，光是这样的熟悉、喜好与习惯即能让商人共同捐款购建专属建筑物、持续捐款举办集体活动？或是捐款购置仓库、度量衡、码头甚或是船只等设施以提供交易服务吗？也许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的碑文更能回答这疑问：“我嘉（应州）一郡五属，来此数千里而遥，行商坐贾，日新月盛，惟向未立会馆，咸以为憾事……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56]如果这份碑文中的“人情聚，则财亦聚”确实也反映捐款商人的一般想法，则讲究“人情”似乎也可说是有助于商人聚集钱财的一种手段，这应该也是当时会馆公所捐款商人的普遍体认。无论是“异乡骨肉”，或是所谓的“人情”，当其真能对商人捐款成立会馆公所发挥作用，应和学界一般使用“同乡关系”描述明清传统社团组织与人际关系类型时，有着不小差距。
明清时代社会中，“同乡关系”确是流行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当时所谓“人情”指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在城镇中由商人捐款成立的会馆公所，其中所反映的“同乡关系”，究竟与前述所谓的“异乡骨肉”感情有多少重要差异？即使目前学界不能回答，但也不能轻易泯除其中差别。即使会馆公所经常由“同乡”商人捐款成立，即使捐款商人总是以“联乡谊、祀神祗、办善举”名义向政府申请立案，[57]但是，这些都绝非是保证会馆公所得到商人支持的主要因素。商人团体结社发起人的信用声望与持续努力，以及组织章程是否能得到商人信任与支持，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由不少会馆公所的辛苦成立过程，可清楚说明此点。
许多会馆公所在创建时的募款过程，都是备极辛苦。[58]以金华府商人在阊门外捐建的“金华会馆”为例，商人在乾隆九年(1744)发起捐款，“佥谋建馆，乃捐拓橐囊、权子母”，但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有能力“卜宅于（阊门）南濠”，次年才有自己的专属建筑物。[59]杭州府绸缎商人合建的“钱江会馆”，由乾隆廿三年(1758)“始创积金之议”，到乾隆卅年(1765)建成，也以七年时间才募款得成。[60]而这些仍只是募款成功的例子，清代苏州其实仍有不少商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未能创成会馆公所。[61]同时，即是曾经创成一座会馆公所，也不保证可以持续维持，“豆米公所”是一例，[62]“锦文公所”也是一例。[63]
会馆公所经费来自商人捐助，但商人并无义务定期捐款。会馆公所产生的“董事、值年、值月”组织规章以及向官府呈请“立案”法律制度，都具有对捐款商人表示捐款与“公产”安全的作用。在这种“募款—捐款”相对关系中，“人情”早已超越了“异乡骨肉”的同乡关系意含，而成为一套维持凝捐款商人的信任机制。有些会馆公所在此方面运作相当成功，如“全晋会馆”商人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曾自豪地说：“人咸乐为捐输……自乾隆壬午（廿七，1762）岁始，每年所捐若干，每商所捐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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