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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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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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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 / 阻碍”社会秩序熟强熟弱的问题，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 / 社会”关系如何在解决交易成本、提供交易服务进而产生制度创新过程中相互衔结与支持的问题。由明清苏州商人团体如何提供交易服务看来，也许可对这方面问题提供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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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崇祯四年(1631)的《苏州府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记录苏州知府“永革铺行”的命令：“一切上司按临府县公务，取用各色……，照时价平买。该房胥役供应，并不用铺行承值。但有仍寻铺行，仍用团牌……（持）票借用”者，“许诸人首告，差役究，遣官听参”(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页53。以下简称此书为《苏州碑刻》)。
[2] 苏州府常熟县留存此类禁革行户的禁令资料特别多，可见当时政府官员禁革铺行做法的普遍([佐藤学]，《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与公共权力关系分析——以苏州府常熟县“当官”碑刻为素材》，《史学杂志》，1981).
[3] 李渔编，《资治新书二集》（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刊本，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文移部：民事编”，《铺行》类，卷8/叶11下。
[4] 凌铭麟辑，《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康熙年间刊本，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卷15，《禁谕》，王汤谷《禁取铺行》条（叶21上）。此书编者在此处也加上自己对当时有些地方官仍然编审行户“票取”财货提出批评：“幸则半价，甚者全亏。揆其情事，无异抢劫。况复有乘机中饱、额外使费之乎？此当官名色之所以宜禁绝也”。
[5] 在清初政权转移动荡局面下，时人即曾指陈：“今官府有所吩咐，勾取于下，其札曰票”（刘继庄，《广阳杂记》，《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卷5，叶14上）。而到晚清内乱外患频仍时，咸丰十年(1860年)，段光清即在宁波为政府向“城中绅士及各行司事”劝募捐款，段氏除了尽量对那些绅商动之以情、晓之以害之外，最后还是要对那些坚持不捐款者使用强制手段：“有不从(捐款)者，将是业行簿吊齐，核计一年生意若干，照抽厘式书捐”。这里的“行簿”即与昔日政府官员早已禁革的编审“行户”做法类似(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75-176)。
[6]“各行户领价承办……不肖官吏或因此短发价值、减克平色”（冯桂芬等撰，《光绪苏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19，页483）。
[7] 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566-612。
[8] 苏州会馆、公所数目，陆续有不少学者做过考证与调查，大致估为会馆50座、公所210座（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2：10-24。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3)：61-75。洪涣椿，1992；丘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6月，页59-65）。范金民利用既有研究，配合其它史料，有更新的考订，本文改引范氏估计：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2-249。
[9] 明清苏州客商的较全面介绍，可见：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10] 王士性，《广志绎》（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新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2，“两都”部，页276。文中的“江右人”主要即是指江西商人。早在《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中，“江西等处客人”即因经常赴北京打官司而被中央政府制订律例明文禁止：“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页855）。万历年间成书的《王肯堂笺释》已指出此条例文原出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并批评“客商不止江西，江西亦非首省，似宜改此二字”（转引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黄静嘉编校，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39，册4，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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