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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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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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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许多城镇中，都存在由商人、工匠老板组成的团体。若将开设作坊的工匠老板也算入广义的“商人”，那么，由这些工商业者为主体所组成的明清商人团体，是否有不同的类型？其不同特色为何？而在不同类型商人团体之间，究竟表现出何种演变趋势？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当明清全国市场逐渐成长扩大后，部份商人团体开始为成员提供储货仓库、协议契约、设置官颁度量衡等功能，这可视为因应市场“交易成本”而提供的“交易服务”。本文认为，商人成立这类团体，提供种种交易服务，其实可视为当时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的出现与演变，一方面是与商人因应当时市场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也反映商人对当时“法律”机制与“人情”力量的巧妙运用。本文第二部份要说明商人团体如何提供“交易服务”形成“制度创新”，以及“市场、法律、人情”不同因素变化如何影响这种制度创新。
本文将以明清时代全国主要商业中心苏州为例，分别说明以上两个问题。以商人团体为分析对象，本文希望能增加学界对明清“国家—社会”演变关系的理解。
一 苏州商人团体的类型、特色与演变
明清苏州商人团体在组织方式上具有不同特色，并呈现一个长期演变趋势，大体可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的逐渐过渡：“编审行役制——会馆、公所制——商会制”。不同类型商人团体具有不同主要特色：编审行役制为一种“强制编册组织”，会馆、公所制为一种“立案公产组织”，商会制则为一种“依法注册组织”。
明初沿宋元以来财政传统，将工商业者强制登录册籍，以应政府和买、和雇所需的商品与劳务，这即是“编审行役制”的主要特征。编审行役制下的商人团体，可谓是一种“强制编册的组织”。至少自明末开始，便可在政府禁令中屡屡看到“禁革行户当官”的宣告。[1]清初，有关禁革编审行役的命令，仍屡见于苏州等地的碑资料中。[2]清初周亮工任官福建时也严格禁革编审行役：“不许分毫取之铺户。其历来相传铺户姓名册籍，但有存者，俱令该县焚毁”。[3]《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收录清初一份地方官“禁革行役”文告：“官吏军民人等知悉，一切当官名色，尽行革除，需用对象，给银平买，毋许空票白取”。[4]这些都代表着明末清初以来地方官员禁革编审行役的长期努力。
明末以来的禁革编审行役改革是个长期过程。无论政府官员如何禁革“行户当官”，不肖官员与吏胥在地方上假藉编定“行户”手段控制并征取商人的财货，终清之世，在全国各地则不能完全禁绝，特别是在吏治较差与社会失序时，这种编审行役制度对迫切需求物资与劳役的官员有很大方便性，[5]这个方便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个人中饱侵渔可以“按图索骥”，二是可以及时完成上级要求购买征收的物资与劳役。即使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苏州仍然在某些特殊行业中，发生类似编审行役的现象。[6]与持续编审行役官员存在的同时，有时候更有一些假借政府名义自称“行头、小甲”名称的人物，借机勒诈商人。这些借机勒索商人财物的官员、吏胥与“行头”、“小甲”，都是威胁商人经商安全的潜在危胁者。
然而，无论如何，明末清初以降政府官员推动的禁革编审铺户措施，的确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改革，有助于商人改善经商环境。问题在于，法令虽然原则禁止，实际成效则依各地区、各时期的吏治良窳来决定。一般来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的苏州地区，尽管时或在某些特殊行业发生强制编审“行户”的个案，各行业也经常产生某些自称“小甲”人物的骚扰，但禁革行户的实[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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