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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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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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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阎罗殿、判官殿、马王殿、瘟神殿、三皇殿、药王殿、鲁班殿和妙峰山娘娘行宫、月老殿等”。[17](P208)据赵世瑜考证,东岳庙中的马王殿应该是由东四牌楼驴行等人于乾隆十三年修建,一年后竣工。[2](P43) 除东岳庙外,在今西城区西四大街的真武庙里也附祀马神,碑文记“真武庙,则马神从祀其中,由来旧矣”,这是西四牌楼西马市等人起“真武庙马王圣会”,在此奉祀马神,至于是否建有马神殿,不得而知。[13](乾隆三十年. 马王圣会碑. 72册P80)另外在今西城区西长安街的双塔寺、崇文区广渠门内安化寺内也都建有马神殿。 [13](91册P119,83册P16-17) 据《光绪顺天府志》,清代北京所附州县共23个,建有马神庙的共18个,分别是:良乡县、固安县、东安县、通州、三河县、宝坻县、昌平州、顺义县、密云县、怀柔县、涿州、房山县、霸州县、文安县、大城县、保定县、蓟州县和平谷县,[9](卷二十三. 地理五·祠祀上,卷二十四. 地理六·祠祀下) 其中,固安县、通州、密云县、涿州四地还分别建有两个马神庙,在数量上比明代大有增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马神庙祭祀马神,北京的旗人还保留了堂子祭马的仪式。据《清史稿》记载,堂子“马祭,岁春、秋季月,为所乘马祀圆殿”,是日“司俎挂纸帛如常数,陈打糕一盘、醴酒一琖,……司香上香,牧长牵十马,色皆白,立甬道下。司祝六献酒,奏乐如仪”。[18](P2557)这显然是对马的崇拜和祭祀。旗人也祭祀马神,据《清稗类钞》记载:“关羽、马神诸祀,满蒙汉军旗人一律举行。其祭品,牛羊豕杂牲皆有之。”[19](P3560)《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记:“满洲人家所供神板,相传所供之神为关帝、马神、观音大士三种。” [20](P53) 但是祭祀的方法却很有意思,“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于祭所,或设神像而祀。”[21](P220)刻木马,是将司马之神与马本身混淆了,祭祀木马,还是一种对马的崇拜,但“设神像而祀”,就是祭祀人格化的马神了,说明旗人常将祭马与祭马神混杂在一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是清代北京城内及顺天府所辖州县的马神庙数量远远超过明代,表明清代北京的马神信仰比明代更加兴盛;二是修建和维护这些马神庙或马神殿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明代是国家修建庙宇、官方主祀马神,清代则变成民间力量——主要是一些经营骡马和交通运输的行业组织在修建和维护庙宇,进行祭祀活动。 三、清代北京马神祭祀群体的多元化 庙宇是静止的建筑,而修建、维护庙宇,在庙宇中参与祭祀活动的人群是鲜活的,透过他们的人员构成和活动方式,后人才能通过静止的庙宇,理解神灵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不同于明代国家派遣朝廷官员或州县官为马政而前往马神庙奉祀马神,清代信仰和祭祀马神的群体更加多元化,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多种类型的群体参与到马神的祭祀活动中来。 官方主要是两种类型的群体祭祀马神。一种是与管理御马有关系的官员。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收集整理的《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东岳庙》,东岳庙马王殿里有咸丰八年十一月署名“信士弟子上驷院牧副李海苍”的官员所献匾额“鸿慈广佑”。[22] (P374) 这里提到的清代上驷院,就是明代的御马监,“上驷院,初名御马监。顺治十八年置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改今名。……其所掌御马厩”,[9](卷七. 京师志七. 衙署. P200)牧副就是管理御马厩的官员。根据《北京岁时志》记载:“六月二十三日,祭马王。……内务府之上驷院、太仆寺,以及素有骑兵之营翼衙门官吏,均躬与祭事。” [23] (P6a) 还有一种是武官,他们经常骑马征战,所以也向马神祈求平安,正如碑文里说的:“王事或求骏骨,而校射夫实兴,或揽辔从军,必需乎。”同一块碑里就有“正红旗汉军步军协尉兼佐领纪录四次杨启贵”,“御前太监张永泰”,“正黄旗满洲轻车都尉三保”等武官的题名。[13](乾隆三十年. 马王圣会碑. 72册P80)民国时期的风俗资料也说:“凡营伍及武职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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