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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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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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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备祭品之要，至下午祀毕，所有供献酒肉果品，即由仆御享受，是名为供马王，实则赐宴仆御也”。[23](P6b)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群体才是真正地在享用马神这一“资源”，来满足和实现自己的现实利益，他们把一种通过神灵来祈福的行为变成了直接利用神灵来获取利益的实际行动。
在不同的祭祀群体那里，马神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时而是从军作战的保护神，时而是代表了行业利益诉求的行业神，时而又是一些下层民众谋取现实利益的借口。不同的信仰群体出于各自的现实需求，为马神信仰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可以实现不同的现实功能，这也在同一神灵名号下，为不同的祭祀群体和多元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更为有弹性的信仰空间。 五、两个个案：行业竞争与利益的争夺
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利益驱动下，共同信仰和祭祀马神。他们透过马神庙或马神殿的修建和维护，表现出来各自利益的诉求与竞争，可以以两个个案来加以分析。
一是东岳庙马神殿与西四北大街真武庙的例子。上文已经讲到，东岳庙的马神殿主要是东四牌楼的马市、驴行的人祭祀马神的场所，他们自称“马王老会”，定期在东岳庙马神殿祭祀马神。而西四北大街的真武庙，虽然从现有材料无法得知是否建有马神庙，但是可以知道西四牌楼西马市内众善弟子于乾隆三十年，公议报恩诚起“真武庙马王圣会”，在此定期奉祀马神。这两个同样祭祀马神的相同行业，在祭祀活动中留下的碑文，呈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差异。
在东岳庙活动的东四牌楼马市、驴行留下多块祭祀碑刻，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官方色彩的遗留，如康熙五十九年的马王老会奉祀碑文，落款是“京都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乾隆十四年的修建马王殿碑，撰写碑文者为“大兴吴文贵”，没有任何功名和头衔，落款是“京都顺天府东四牌楼驴市众善弟子”；乾隆五十六年的重修马祖殿碑，立碑者不详；嘉庆二十五年的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落款也是“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可见这里的马神祭祀活动的主角就是行业组织。但是西四的真武庙就不同，这里留下唯一一块马王圣会碑，是乾隆三十年所立，从碑文中可以看到，该会的正香首是内阁中书舒世禄，会首还包括正红旗汉军步军协尉兼佐领纪录四次杨启贵、御前太监张永泰、正黄旗满洲轻车都尉三保等人。从碑文中看不出来他们是否修建了马神殿，而是强调，此处真武庙中附祀马神，由来已久。
从这两处奉祀马神的行业性组织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东四牌楼的马市、驴行与西四牌楼的马市各自起会，并各自于邻近庙宇中奉祀马神，说明了清代北京的行业组织具有街区性的特点，而北京的庙宇也具有城市街区文化中心的功能。第二，东四牌楼的马市、驴行通过修建马神殿来显示本行业实力的壮大，如乾隆十四年驴行修建马神殿的碑刻，碑阴中就开列了50个铺家和100多个会首的捐助者名单；西四牌楼的马市则在邻近的真武庙中奉祀马神，他们可能没有修建马神殿，却通过官方力量的介入来显示自身的力量。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行业竞争的意味。
另一个个案是京西王平村马神庙的例子。该村在雍正六年由山西省兴养骡马贸易者修建了一座马神庙，“王平等村虽系京师顺天府邑所属，而晋省兴养骡马贸易者颇多，依赖马王庇护之恩，意欲起盖庙宇”，而买地并捐资修盖这座马神庙的山西太原府人张祚宝，也成为此庙的山主，应该是经营骡马贸易的商人。纠首八人，从碑文中大概可以推测这八人均为山西骡马商人，八人中有张祚佑，应该是张祚宝的兄弟。[13](雍正六年. 重建山西马王庙碑记. 68册P60)这座马神庙在光绪二十三年经历了重修，碑文中对这座马神庙的来历却做了另外一种解释：“兹据王平西村原系京师通衢之所，而实崎岖山僻之区，乏舟车，艰于载运。幸骡马可以营生，故于雍正年间建立马王庙一座，殿宇森严，金身显赫，为祈灵佑，护庇人民。”而此次重修也是首事人等“会同合村劝捐乐施”而修葺完成的。[13](光绪二十三年. 重修马王庙碑. 87册P179)
将雍正年间的修建碑文与光绪年间的重修碑文相较而读，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雍正年间的修建者是山西来京从事骡马贸易的商人，修建的目的是感谢马神对这些骡马商人利益的保护，这座庙的产权也是太原商人张祚宝的。而光绪年间重修此庙时，碑文中已经完全略去了山西骡马商人及捐资买地建庙的首任山主张祚宝的身影，而修庙的目的也变成感激马神对王平村这个“京师通衢之所”骡马交通的庇护，重修的经费是由王平村的村民合捐的。从雍正年间修建到光绪年间重修，其间经历了了一百七十余年的时间，王平村在这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到晚清时，山西骡马商人的势力已经退出了王平村，这座庙已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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