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铜数：“乾隆元年办铜七百五十余万斤；乾隆二年办铜一千零八万九千一百余斤；乾隆三年办铜一千四十五万七千九百余斤；乾隆四年办铜九百四十二万五百余斤；乾隆五年办铜八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余斤。”（注：《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150页。）汤丹一厂的官铜数即占到70％—80％左右，加上碌碌、大水沟等厂的产量，这几年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应占全省产量的90％以上。滇东北以外的大厂，当时只有蒙自的金钗厂一处，并且成色较低，“年获铜一、二十万至一百六十万不等”（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数量起伏不定。其余各厂率多规模较小。因此在这一时期，滇东北地区产铜占全省总产量的80％，即平均每年产铜在1067万斤，合6400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243200吨。
注：本表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卷七五《食货志》“铜厂”制成。按：各厂定额俱照嘉庆七年定之平年数，闰年按比例增加，各子厂产量计入总厂，不另列。
从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宁台厂大旺，表2所列的很多厂都是这个时期内开的。从前引王昶《铜政全书》乾隆四十三年滇东北各大厂的官铜数字来看，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大风岭诸大厂每年应纳官铜数为527万斤，加上紫牛坡（33000斤）、乐马（36000斤）、人老山（4200斤）、箭竹塘（4200斤）、金沙梅子沱（40000斤）、长发坡（13000斤）、小岩坊厂（22000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诸厂数以乾隆四十三年平年为准，故与表2有所出入。）等小厂共152400斤，总计为542.24万斤，犹占官铜定额总数的59.07％。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子厂并不在滇东北的范围内，且兴废无常，难以统计。故在没有新的更可靠的数据以前，我们可以认为，滇东北地区在乾隆三十九年到嘉庆六年期间，产铜量占全省总量的59.07％，即每年平均产铜787.4万斤，约合今4724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132300吨。
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我们可以以表2所列嘉庆七年的数字为准。嘉庆七年滇东北两府的铜厂定额为377.84万斤，占全省定额的41.16％。考虑到这一时期矿业发展停滞，但从办获官铜数看并无明显萎缩，故这一时期全省年均铜产量以乾隆元年到嘉庆十六年的平均数的95％来算，即每年全省总产量在1267万斤，滇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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