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滇东北地区的铜矿开发，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却也给滇东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后患。探讨这一问题，当然仅仅从铜矿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与环境、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环境的变迁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很多影响我们现在还难以评价。

滇东北地区在这130年间环境的破坏，自然是人为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因为矿业的发展（滇东北不仅仅有铜矿，它的银矿当时在全国也是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不仅本身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矿业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强劲的需求，事实上对滇东北两府的开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该地的山区开发。潘向明就说：“（云南采矿业）它对于其他经济开发活动、垦殖、城镇、商业、交通，对于昔日偏僻荒凉的边远山区面貌的改变，都起到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注：潘向明：《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333—363页。）这种开发，使清中叶这一半未开发的地区，成为了全省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高于其邻的开发较早的曲靖地区。如昭通地区1953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0人，而同时期曲靖只有72人，大理只有50人，玉溪只有64人。（注：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表7—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6页。）而相较之下，昭通既是晚开发，自然条件也并不比这些地区优越，这只能说明矿业开发对山区开发的拉动作用造成的特定后果，多个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滇东北地区的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环境破坏也和滇东北地区脆弱的山地生态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滇东北在地质上属扬子准地台、滇黔川鄂地坳中的褶皱断束地带，地质构造复杂，山势陡削，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5％以上。又主要是石灰岩地区，山体破损，夏季雨水集中，天然植被一被破坏，立即就会变成水土流失的地区，使天然植被的自然恢复很困难，而清代中叶这种高强度的破坏，明显超过了其环境的自然再生修复能力。反观云南矿业同样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其他地区，如顺宁（今临沧地区凤庆县）、如云龙，在大规模铜矿开采的时期，其环境也一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在矿业停办以后，其环境又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当地的居民对这种环境的破坏，实际也直观地做出了自己积极的反应，如种树。在清代后期就大力提倡种树。同治时岑毓英过东川府（今会泽），捐银令四乡种树，“今树已成林……郡中烧柴较前大为便宜”（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国年间的植树运动，以滇东北地区独有成效。到1952年，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恢复到12.8％（注：《昭通地区志》，第475页。），环境破坏严重的会泽县恢复到了40％左右（注：《会泽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说明清代晚期到民国时近百年的时间，该县的环境状况经人为的努力已大有改观。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