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公顷的活立木蓄积量，按滇东北地区的原始森林植被，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主要应以中山夏暖湿润常绿阔叶林、高原山地湿润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混交林和亚高山暗针叶林为主，云南松等松树品种的原始分布并不多。（注：参见云南研究地理所主编《云南地理》第四章之“主要植被类型及其地理分布”，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5页；《昭通地区志》之《林业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496页。）由于现在滇东北地区缺少合适的大面积原生植被估算，特选择和其毗邻的金沙江中游林区进行估算。该林区地跨川滇两省，森林面积约140万公顷，主要是原始林，“林龄以成过熟林为主，占有林地蓄积的91％”，“森林蓄积量约1.3亿立方米”（注：林业部调查规划院主编《中国山地森林》，“金沙江中游林区”，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应该说，基本接近清代中期滇东北的植被状况。故以此为标准，估算滇东北地区当时的原生林地每公顷森林蓄积量为93立方米。
烧炭对树种的选择性，当时有记载：“炉中唯可用炭，松炭、杂木炭取其猛而烈也，栗炭取其匀而足也，亦有因其价之昂廉不同而酌用者，此则人力之区画计较也。唯煎揭蟹壳，必用松炭。”（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载道光《云南通志》。）滇东北各厂由于以办京铜为主，主要是煎炼成色高的蟹壳铜。但煎炼蟹壳铜，是在已炼成紫板铜或黑铜之后再下专门的蟹壳炉煎炼，用炭在全过程中比例大概不会超过20％，大量的炭还是杂木炭。但是，并不是森林中所有的树都能烧炭供冶炼，并且，由于当时原生林中，基本上是过熟林，大木多，大木在蓄积量中的比例又特别大，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将大木放倒后，很难将其主干部分解小，入炭窖煅烧。因此，对当时的原生林木的利用率，我认为只可能在30％左右，原生林中大量的大树被砍倒后，其主干部分就只能在山上任其腐烂而无法利用。而对次生林和人工林，虽然蓄积量远不如原生林，但其利用率却会高得多。
铜炭比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采炼铜的成本时即已计算过。即100斤铜约需1000斤炭。矿石的含铜量高低和炭的消耗量多少虽然有关系，但是除了极少数一火成铜的矿外，并不是单纯的算术比例。如“每煅一炉，俗谓之扯火一个。彻矿需四十桶，用炭百钧；次矿惟倍加，糜炭五之一；下矿三倍而差，加糜炭三之一”（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就是说，高矿和低矿，成分相差三倍，入炉而成含量较低的紫板铜一类，所耗炭只差三分之一。所以，前述讨论成本时计算的10的铜炭比，应是比较适中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在1726年到1855年滇东北地区铜业发展所用木炭对森林的破坏程度了。从1726年到1735年作为滇东北地区铜业的发展期，平均每年生产350万斤左右，约2100吨铜。2100吨铜需用木炭21000吨，约合木柴63000吨，合木材约70000立方米。如以林木的有效利用率为30％，需要毁233000立方米蓄积量的森林。按前面所算的93立方米/公顷，约合2500公顷。即每年因炼铜所需炭即需砍伐25平方公里的林地，平均每吨铜约毁林1.195公顷，约计为1.2公顷。镶木、薪柴、树根等用木由于前述烧炭的利用率只及30％，因此可以在烧炭所遗木材中使用，不另加估算。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找矿等活动对矿区森林植被的破坏，估计这一时期应有不少于400平方公里的森林植被受毁。所以，倪蜕才会说“开厂之处，例伐邻山”（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到乾隆初年，已经出现了因“恐炭山渐远，脚费日多”而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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