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时期即1736年至1773年共38年间，是滇东北地区铜业的鼎盛期，平均每年产铜达6400吨，需用木炭64000吨，约合木柴213300吨。需砍伐林地7680公顷左右。即在这38年里，滇东北地区共因铜业而毁林达2900平方公里左右。这时的炭山已渐去渐远，应该说交通较方便地区的原始林均已砍伐，环境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时人叹道：“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始悔旦旦伐，何以供灶薪。”（注：王太岳：《铜山吟》，见钱仲联《清诗纪事•乾隆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3页。）由于大量的原始林被毁，引起植被退化，很多地表裸露，导致水土流失问题开始严重，如乾隆八年，永善县“山水泛涨，夹杂砂石，冲压田地房屋”（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泥石流的问题开始严重了。

第3个时期是1774年至1801年共28年，滇东北地区的铜业继续保持了在云南铜业中的主导地位，但产量由于开采困难、炭山渐远而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平均每年产铜约4724吨，平均每年毁林约5668公顷，即在这28年里，共有约1587平方公里的林地被毁。应该说，这个时候应有约10％左右的炭，即大致是松炭这样价格较高的炭可能依靠邻近的曲靖、武定等地供应。因此，滇东北地区的毁林面积约在1430平方公里左右。如巡抚孙士毅就说：“（炭薪）渐去渐远，竟有待给以数百里之外者。”（注：孙士毅：《陈滇铜事谊疏》，《皇清奏议》卷六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林地被毁面积的扩大，使植被退化面积进一步扩大，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增加，导致了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进一步趋向恶化。

最后一个时期即1802年至1855年。这一时期铜业进一步下滑，每年平均产铜约为3127吨。这一时期，由于乾隆时的大开发和嘉庆时的流民进山运动，滇东北地区可供砍伐的原始林地已少，多残存于交通不便，和铜厂距离又很远的高山深箐中。这个时期的薪炭林，次生林地和人工林应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前述，虽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的蓄积量远不如原始林，但这一类林木对烧炭来说利用效率极高，特别是人工松林，由于其较粗的枝干均可利用，其利用率可能会超100％。故仍以相同的比例来计算。每年毁林在3750公顷左右，54年间约毁林2025平方公里。计有15％的炭来自滇东北以外地区，略计54年间滇东北地区毁林在1720平方公里左右。这一时期，已经是“有树之家，悉伐以供薪炭”（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间薪炭，几同于桂。”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130年来，因为铜业的需要，使滇东北地区损失了6450平方公里的森林，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1％。虽然在这百多年间，有的林地可能遭到了重复的确伐，但是由于滇东北地区的气候、地形等因素，这种比例并不会太高，可能只会有5％左右。所以130年间，仅因铜矿开发就使滇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林地在植被被砍伐后，由于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自然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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