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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性购买在宋代的制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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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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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如南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5] “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郢州三百万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二百五万、南兖州二百五十万、雍州五百万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6] 其购买的数量大、品种多，显然是因为“岁赋攸宜，都邑所乏”，主要用于满足政府自身消费需要的。
但购买的方式在政府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代的事情。宋朝政府为了满足其庞大的消费需求，除了赋税上的实物征敛之外，又利用通过禁榷专卖、商税和官营工商业等途径搜刮剥削来的巨额资财，经常大规模地从民间购买各种物品。政府消费性购买的数量之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马端临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重大历史性变革，他说：
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得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7]
事实上不仅粮食要籴买，宋政府消费需要的各项物品几乎无一没有购买的事例。南宋人周行己说：
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8]
另如制造兵器所用的一些材料，据范仲淹说：“窃见兵兴以来，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杆、枪杆、胶鳔、羽毛、漆、蜡，一切之物，皆出于民，谓之和买。……一年之中，或至数四。官中虽给价直，岂能补其疮痍？”[9] 当然，政府购买量最大的还是主要供给军队消费的粮食、布帛、草料等。据蔡襄在《论兵十事》一文中的统计，宋英宗治平年间这三项物品的二税直接征敛数和购买所得数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治平年间财政收入比重表
物品 总收入数 ‚二税收入数 ƒ购买所得数 ‚: ƒ:
帛绢 8745535匹 2763592匹 5981943匹 31·60％ 68·40％
粮食 26943575石 18073940石 8869635石 67·08％ 32·92％
草料 29396113束 － － － －
蔡襄在列举了这三种物品的总收数和二税收入数之后接着说：“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在内，其余所阙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并课利折科诸般博买应付得足”。[10] 也就是说除了二税以本色、折变等直接征敛的方式获得的之外，总收入中的其他部分都是以购买的方式获得的，其中绢帛的购买量占68·4％，粮食的购买量占32·92％。草料尽管没有二税收入数，但因在二税中，夏税以布帛为主，秋税以粮食为主，所以估计通过二税直接征敛到的草料不可能占很大比重，多数应是以购买方式获得的。草料主要是用作牲口的饲料，以养马所需为多。北宋的官马多数集中在汴京周围及北部沿边，而这些地区的草料大都来自于购买。仅以汴京附近为例，如宋真宗景德四年十月，“诏滑、曹、许、郑等州所纳刍蒿并输本州，不须至京。先是，近辅诸州岁以刍蒿输京师，至是，年谷屡稔，辇下物价甚贱，畿内和市，已及七百万围，故有是命”。[11] 在天禧年间，仅开封府界就达到了每年千余万束的购买规模。[12] 根据需要，买草数有多有少，据刘安世说：“熙宁以前，左右骥院及天驷、牧养等十坊监马数蕃息，每至冬月，并还厩下，刍秣之费，极为浩瀚。常赋所入既不能给，故于畿内十七县市草五百万束，为之体量和买。盖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岁之丰凶，而制抛降之多寡，未尝诸县为一定额也”。[13] 但主要来自购买则是可以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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