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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性购买在宋代的制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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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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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这大概是蔡襄未列草料二税数的原因。
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整个两宋，政府消费的购买量都是很大的。虽然宋朝政府与民间进行的买卖贸易存在许多弊端，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十分普遍和严重，有些逐步蜕变成了分文不给的赋税征敛，但就总体而言，多数毕竟没有完全变成赋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交换买卖的形式。
政府消费性购买的制度化
在政府消费性购买的过程中，宋代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化的管理办法。主要有：
第一，设立了一系列职司购买的政府机构，形成了较完整的购买体系。在朝廷，负责全局性管理的主管部门在元丰改官制之前是三司，元丰改制后归户部。户部的度支“凡上供有额，封桩有数，科买有期，皆掌之”。又有仓部“参掌国之仓庾储积及其受给之事。凡诸路收籴折纳，以时举行”。仓部所辖的六案之中，第三案即名曰“粜籴”。[14] 另有隶属于三司、后归太府寺管辖的杂买务，创设于太平兴国四年，“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15] 这个机构据说是为了纠正唐代宫市强买掠夺之弊而专门设立的。如宋真宗就说：“国朝监唐世宫市之患，特置此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且防扰人”。尽管杂买务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像唐代宫市一样低价强买强卖等弊端，连宋真宗也承认它“近岁，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扰人亦甚矣”，不得不于皇佑四年，“诏杂买务，自今凡宫禁所市物，皆给实直，其非所阙者，毋得市”。[16] 但杂买务毕竟剥夺了过去由宦官操纵的宫廷购物之权，将宫廷的消费性购买变成了政府的一项职能，对于抑制曾经肆虐无忌的宫市之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加强对北部沿边地区购买军需粮草物资的管理并便于就地办理市籴业务，北宋分别在河北和陕西设立了中央派出机构－－提举河北籴便司和提举制置解盐司，前者专“掌籴便刍粟以供边储之用”，后者“掌盐泽之禁令，使民入粟塞下，予钞给盐，以足民用而实边备”。[17] 设在东南的发运使以及各路的转运司、州县等政府机构也都有具体从事购买的行政职责。三司是管理中央政府购买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太平兴国八年四月，“诏内外诸司库务及内东门诸处造作，如官库内有物，不得更下行收市。应要物，委三司职官常预计度；若急需物色，官库内无，即于出产处收市；若不及，即从三司下杂买务收买，即不得直行行铺。如违，许诸色人陈告，监官劾罪严断”。[18] “凡中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路，诸路度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19] 大致中央政府需要采购的各项物资，都是由三司根据诸司库务的储备情况，预先确定采购数量种类，将购买任务下达给诸路，诸路再根据本地区物产特点将朝廷指令进一步分解，由所属州县具体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完整的采购网络体系。
第二，确立了关于购买的预算和计划制度。政府消费物资的购买属于财政支出，在始终被入不敷出所困扰财政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宋政府对开支预算一直十分重视。如工部负责的城郭、宫室等修缮及舟车、器械、钱币制造等所需物料，多半来源于购买，所需款项都是每年一度编制预算，上报户部的度支，经审核后，拨款和市采购。“凡营缮，岁计所用财物，关度支和市。其工料，则饬少府、将作监检计其所用多寡之数”。[20] 军需物资的采购是宋代财政开支的大头，因而宋政府对各地购买军需品的预算审核控制得尤其严格。元丰二年，朝廷特别派王震等审定陕西的军费预算，“以五路应屯之兵以率岁费，通一岁丰凶之中约以物价，量三司、转运司常办之数以赋五路而加足焉，以立再岁之定法”。[21] 在预算过程中之所以把物价作为重要的参数，就是因为军需物品大多数都是依靠市场采购。元丰七年，西北地区新设立的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上岁计合用钱市粮草。诏岁给钱二百万缗：以本司十案息钱、川路苗役积剩钱、续起常平积剩钱各二十万，榷茶司钱六十万，川路计置物帛赴凤翔府封桩坊场钱三十五万，陕西三铜钱监锡本脚钱二十四万八千，在京封桩券马钱十万，裁减汴纲钱十万二千充。自来年始，户部岁给公据关送”。[22] 这则预算有总数、有细目，显得十分精密，对采购资金的各项来源都做了周到的安排。
与预算制度相配套的是控制采购数量和注重先期计划的有关措施。咸平六年，“诏在京库务物有备二年以上者，权停收市，俟阙少奏裁”。[23] 为了控制购买种类和数量，宋仁宗天圣五年施行了采购目录编制制度，“诏应三司逐年于诸州军科买物色，访闻甚是劳扰。仰三司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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