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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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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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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戈，白昼公行”[33]。如果说合伙武装走私主要是中小商人的活动方式的话，那么富商大贾通常采用的走私办法便是第二种——额外搭带。如天禧元年，参知政事李迪说有位名叫田昌的大茶商，按合法程序到舒州太湖茶场凭交引规定数量一次兑换了12万斤茶之后，“计其羡数，又逾七万”。所以李迪请求命江浙制置司立案审查，并“遣使秤较商茶之逾数者，计其半没官”[34]。不用说田昌的这7万斤茶就是额外搭带的走私货。
2.偷漏商税，拖欠引息。北宋贩茶的商税按斤征收，如川茶是住税6文／斤，过税2文／斤，经一处税场征一次税[35]。宋真宗时，政府就做出了商人长途贩茶可以合并纳税的规定。仁宗天圣元年又明确重申：“商贩客旅于山场榷务算请茶货，从起发地头，沿路经过禁榷地分，合纳税钱。令在京榷货务抄上文簿拘辖，召交引铺户充保，给与公凭，沿路批凿，合纳税钱。自起离请茶场务月分为始，立限半年，一并于在京榷货务收纳。”合并纳税，比起逐处停下办理纳税手续来，对于方便商品流通、加快商业资本周转应是有利的，但商人为降低成本，照旧能漏则漏，能拖则拖，仅天圣元年，就“有违限未纳钱四万九千六百余贯，及限未满钱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余贯”[36]。宋政府为鼓励商人贩茶常常把茶叶或茶引赊卖给商人，限期付款，拖欠加倍。皇祐末年，盐铁判官李虞卿审理了一个案件，“尝推按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37]。按照皇祐三年恢复实行的贴射法规定，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向官府贴纳净利。大概这种净利也是可以延期付款的，所以才会出现李士宗逾期拖欠的问题。假定李士宗购买的是罗源场中等茶，每斤须向官府贴纳31文，则他所欠的14万贯贴纳钱就等于是购买了4516129斤茶，也就是使官府损失了4516129斤茶的净利钱。
二、 对官府、商人争利关系的纵向剖析
三、
前面，我们曾谈到决定官、商双方所获茶利多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交引价格的变化。上文胪列的官、商争利手段都未涉及引价问题，如果说这只是对官、商争利关系做了静态、横向考察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再联系引价变化对此进行动态、纵向的剖析。
（附图 {图}）
（附图 {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在官府和商人争夺茶利的斗争过程中，随着引价的降低，商人攫占的茶利份额日益增大。本来，“国朝茶利课额，自收复江浙之后，总山场榷货务，逐岁共得钱四百余万贯。太平兴国之初，并是实践。”[38]这是因为商人买引之价与官府售茶之价基本等值的缘故。自太宗雍熙年间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为防御辽国、对付西夏，在北部和西北沿边地区常年屯驻数十万重兵，粮草军需，供馈浩繁，宋政府便利用商人对茶利的追求，以付引换茶为报酬，诱使他们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为鼓励商人更多地入中，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入中粮草“优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39]。这种用交引支付的比市价高得多的入中粮草价格，称作“虚估”或“加抬”、“加饶”。由于：
(1)“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须，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及（至道二年）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随所饶益。”使给引之数严重背离了粮草实值。
(2)“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入中者出卖交引，起初，“百千才得二十千，谓之实钱”，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引）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3)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这又反过来使得“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值者”，“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40]。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如上表所示，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祐三年又跌到了2—3%。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附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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