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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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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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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必然的选择。
在川陕榷茶期间，由于官营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由于宋政府摆脱了在入中问题上对商人的依赖，争夺茶利的主动权才真正转移到了官府手中。下列官府川陕茶利表证明了这一点：
年代 茶利钱（万贯） 指数（％） 资料来源
未榷前 30 100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
熙宁七年 40 133 同上
元丰元年 76.7 255 同上
元丰二年至元丰五年 年均85.6 285 同上
元丰五年后 100 333 同上
主动权向官府手中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商人与官府之间就只有矛盾斗争，没有勾结利用了，相反，双方不仅密切勾结，而且合伙对茶叶生产者进行的欺诈敲剥更加残酷。如四川茶法规定官府向商人售茶时必须取息三分，于是，“客旅并牙子等，为见榷茶不许衷私买卖，一向邀难园户。或称官中高抬斤两，或言多方退难，遂便于外面预先商量减价。其园户各为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间，势不获已。情愿与商旅商议，每斤只收七分实钱，中卖于官，所余三分，留在客人体上，用充买茶之息。才投场中卖了当，即时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请买。……（原注：假如茶一百斤，每斤合卖一百三十文，计价钱十三贯。其园户既被邀难恐动，情愿只作十贯卖与官场，即时却是客人纳钱一十三贯请买。文历虽正，情弊则深）。如此则是园户只得七分价钱，暗亏三分。官中虽得三分之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未曾出息。”[55]商人官吏狼狈为奸敲诈园户的伎俩，仅凭这一条材料就可使我们一览无余了。
四、 余论
第一，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共营、共利关系的结成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汉武帝曾实行过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到北宋时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北宋除解盐和川蜀官井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部由官府经营外，国家对其他的盐以及茶、矾、进口的香药等都采取了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控制资源再转卖给商人销售的方式，这是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庞大的商品流通体系，封建国家是难以完全包揽，独家经营的。这个道理连欧阳修都认识到了：“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因为“夫欲使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所以“不惜共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56]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力量也空前壮大了，茶商有的拥资巨万，数目惊人。前文所述一次买茶19万斤的田昌、欠官府贴纳钱14万贯的李士宗等只是其中的代表。太宗至道年间，陈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使各陈利害[57]。此后茶法变革时征询茶商的意见似乎成了定制，就连对商人深恶痛绝的李谘在两次实行贴射法前，也照例把商人请到三司衙门，“以访利害”。除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兴风作浪、左右政局更是大茶商的惯用伎俩，见钱贴射法的时行时废便是明证。北宋茶商当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大茶商势力的膨胀，是宋代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化，共同成为封建统治支柱的重要渠道之一。惟其如此，北宋政府在推行政治经济政策时就不得不依靠这股社会力量。
第二，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的相互利用，对稳定北宋封建国家的统治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北宋王朝始终存在着边防危机警报长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也就是所谓“积贫积弱”的三大统治难题。这三者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在北宋前期边地军需物资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有集中反映。榷茶交引法恰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这些难题。首先，商人的入中使边地“切于馈饷”的状况明显改观，缓和了粮草供应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巩固北宋边防。其次，边防军需的供应，倘完全由农民承担，则势必加重其负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淳化五年柳开知豳州时，见州县“调民送军储环州，岁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而转运司复督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且曰：力所不逮，愿就死矣！……今农蚕方作，再运已劳，老幼疲弊，畜乘困竭。”[58]此后通过入中制度的调节，便多少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再次，入中偿茶，由于在粮草和茶叶折换的中间环节不再出现现钱这一中介物，既“不出都内钱”[59]，使宋政府财政拮据窘况有所缓和，也便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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