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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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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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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的。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在天禧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41]。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1.8%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42]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自从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
┌──→虚估高──┐
│ ↓
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为了遏止巨万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1)明令限定虚估率。前文所列茶交引价格变化表中景德二年的一系列数字，就是由盐铁副使林特和刘承ｇｕī珪、李溥等人主持规定的。他们对交引法稍作改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2)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43]从表中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
(3)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引法。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为此，天圣元年，由权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法”，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44]。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45]。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46]，“怨谤蜂起”。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47]。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终，五年便籴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景祐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48]。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49]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的益处[50]。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51]，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交引法又恢复了。
3.官府在与商人争夺茶利斗争过程中的步步退让，反映了北宋政府对豪商巨贾势力依赖的加深。茶法自北宋“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倖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睃削。”[52]豪商巨贾之所以稳稳地操纵了攘夺茶利斗争的主动权，根子就在于北宋政府在边地入中问题上严重依赖他们。如仁宗时，河北“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得粟豆刍计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53]。这里的商人入中竟占了全部物资的近92%，足见官府对商人依赖到何种程度。而真正有能力从事大规模入中并攫占虚估利润的还是豪商巨贾。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于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5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宋政府在入中和茶利两者之间陷入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时，一步步地向豪商巨贾对茶利的巧取豪夺做出退让，也就成了宋政府既迫不得已，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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