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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民间资本的流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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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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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1石，再按吕惠卿说的每亩地价1贯、米每斤50文计算，则每亩地的年地租收益率应是50％。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买地的投资是一次性完成的，人们在购置土地之后，不需要再追加新的投入，只要把它租佃出去，地租收益就可以年年垂手坐得，即使按照15％哪怕是更低的收益率计算，长期看来也是十分可观的。土地收益的稳定性、低风险性及其一劳永逸的特点，正是不断地吸引着人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魅力所在。
手工业门类繁多、情况复杂，各个部门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千差万别，在市场尚不健全、交换尚不充分的条件下，要总结出一个较平均的利润率是非常困难的。暂且先以丝织业为例略作分析。陈 说：湖州安吉县一带的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7〕（《农书》卷下）若以每箔收茧12斤计算，养蚕10 箔总共可得茧120斤，成丝156两，可织成小绢31·2匹，折合成米为43·68石。若按土地平均亩产2石计，相当于22 亩的产量，也就是相当于第五等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这个标准其实难以作为丝织专业户生产规模的下限。因为若是十口之家，每人日食米以2升计，则全家一年仅口粮一项就需要70石左右。倘若这家人完全从事养蚕纺织，其生产所得就远远不够吃饭。这还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成本开支。而事实上，纺织生产的成本开支往往较大，纺织专业户要维持再生产，通常必须求帮告贷。如在丝织业十分发达的河北，纺织业者“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负，以是工机之利愈薄。”〔6〕（《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注）随着丝织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逐步加深，丝织业的“产业关联度”和“市场依存度”也相应增强，桑叶、蚕丝、织机、粮食等任何一项的涨价，都会直接增加丝织业的成本开支，从而加剧其经营风险。在江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县绝近，育蚕数十箔”。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境地，“比岁事蚕，费至多，计所得不足取偿，且坐耗日力”。绍兴六年，“淮上桑叶价翔涌”，这个专业户顿时面临无力再生产之虞。〔3〕（《夷坚甲志》卷5，《江阴民》）成本高而利润薄，应是丝织业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取得规模效益，应当是增加丝织业利润的重要途径。史料中也确实有一些生产规模很大的例子，如就是在湖州，“本郡山乡以蚕桑为生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8〕（《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其规模与仅有十箔者有天壤之别，假如以100箔计，则相当于占田220亩的大地主了。但由于农民们普遍从事纺织，又往往迫于官税私债的驱逼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将其产品抛向市场，纺织业要突破家庭经营的模式，通过广泛地扩大生产来获得规模效益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纺织业中大规模生产的例子比较稀罕。
正由于商业、高利贷的收益高，土地之收益既高又稳定，而纺织业之类的手工业部门相对利薄、风险大，资本向土地、商业、高利贷流动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资本一旦沉淀到土地上，多数又不进行商品生产，它的运动轨迹就不再是货币－货币，作为资本的周转就会嘎然而止。而如果资本仍然行使其职能，最适合它兴风作浪的广阔天地就是商业和高利贷。所以宋代人每谈起资本的运营，几乎言必曰商业和高利贷，很少语及手工业者。如北宋末的郑望之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船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9〕（《三朝北盟会编》卷29）南宋人张守也说：“窃谓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初无田亩，坐役乡里，似太优幸。”〔10〕（《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 因此，资本主要流向商业、高利贷、土地，却较少参与手工业生产，首先是由其本质特性和自身规律所决定的。
其实，尽管在资源、技术、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宋代的不少手工业生产部门都存在着程度较高的经营风险，却不见得所有手工业部门的赢利水平都比不上商业、高利贷和土地。诸如矿冶、制盐、酿酒、制茶、制矾等部门，由于具有资源分布不均、市场需求广大等优势，其行业特点又决定了必须采取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生产形式，因而既要求资本大量投入，也蕴含着资本增殖的巨大潜力。不仅在历史上造就过一批批富埒王侯的大企业主，即使在宋代仍不乏赖之致富的暴发户和世代经营的“大家巨姓”。正是这些部门丰厚的生产经营利润，吸引着商业资本以预付货款、前店后场、买扑承包等方式一步步向生产领域的纵深渗透。
然而，在这些部门，商业资本向生产的转移渗透恰恰又是命运多舛、最不顺畅的。这几个部门在宋代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禁榷专卖制度的控制对象。政府干预的触角深入到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横征暴敛，纤芥靡遗。使得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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