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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民间资本的流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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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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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司改法，见一时之小利，致经久之难行。从初本为课额不敷，遂定为钱茶十五万数，许六户管认，即不当更有官卖，与其争利”。况且杜升等六户在遭受晋州的官营竞争之后，虽然其产品销售暂时遇到困难，但因经营有方、贴近市场，其生产规模仍然继续扩大，向政府交纳的承包费和税收逐年增加。如庆历元年所交折合钱为116838·85贯，庆历二年为148486·5贯，庆历三年为158345·35贯。而晋州官营煎矾务生产所得却逐年减少，庆历元年为57823·83贯，庆历二年为42018·11贯，庆历三年为47233·755贯。两相比较，何种方式对生产发展有利、对政府的收入有利，应当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朝廷却最终采纳了晋州计会官荣 湮的建议：“更不拘定杜升等六户认纳年额钱茶，仍乞指挥逐户将煎矾锅镬家事纳官，今后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晋州炼矾务一面重煎，收办课利。”〔15〕（《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矾务利害状》）结果是用全面取缔私营的方式实现了官营垄断。据说，自从荣 湮“请榷于官，自是数入四倍。”〔13〕（《宋史》卷333，《荣 湮传》）官府的课利收入或许没有损失，但却封杀了从商业资本转化来的私营生产资本的继续发展。宋代的饮茶习俗之一是把最初焙制成的叶状茶再加工成粉末状的末茶，因此末茶的磨制加工业十分发达，从事这项业务者有专职的“磨户”，还有很多的是城市的茶商铺户。“在京并京畿等路州县铺户，自买客草茶入铺，旋入黄米、绿豆、炒面杂物，拌和真茶，变磨出卖，苟求厚利。”〔14〕（《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11）宋代通常把城镇的坐贾称为“铺户”，茶商铺户出资生产末茶，主要是为供应自己开店出卖，但有些铺户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很大，除自行零售外，还大量批发给其他茶商贩往外地。宋徽宗政和年间为此特别规定：“铺户变磨到末茶，昨降指挥：许诸色人买引兴贩。长引纳钱五十贯文，贩茶一千五百斤，三十贯文，贩茶九百斤；短引纳钱二十贯文，贩茶六百斤。”〔14〕（《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5）末茶的批发量动辄成百上千斤，可见茶商铺户向加工生产领域的投资是很大的。这是典型的前店后场式经营。宋政府也眼红于末茶加工业的厚利，元丰六年二月起，出资在汴河沿岸设置了一百多盘水磨，用水力作动力磨制末茶，由提举汴河堤岸司管辖。翌年，宋政府推出了实行官营垄断的“水磨茶法”，把汴京一带的末茶加工业全面收归官营，“不许在京卖茶人户等擅磨末茶出卖，许诸色人告首，依私腊茶科罪支赏。”〔6〕（《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甲戌）规定外地茶商贩来的茶叶一律必须卖给官营的水磨场，汴京及开封府界诸县的茶铺户销售的末茶一律要从官水磨场购买，在外地加工的末茶一律不许进入开封府和汴京境内销售。于是，在京畿地区，私营末茶加工业被赶尽杀绝，茶商资本向这项生产业务的投资被斩草除根。买扑造酒者，一旦经营红火，也常有被政府剥夺的危险。如“河东买扑酒户，自兵兴数年，不计远近，并将月纳课利，支往边上折纳米粟。近又转运司擘画，将课利稍多者四十九处，并已官自开沽。其余衙前百姓买扑者，皆是利薄之处。……有利处官已夺之。”〔15〕（《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免蒿头酒户课利札子》）可见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官府就会毫不犹豫地伸手攘夺据为己有。这种平白无故的经营主体易位，对私营资本戕害极甚。
第三，控制生产，操纵市场。宋代的买扑承包制十分发达，在造酒、矿冶、制盐、制矾等许多手工业生产领域广泛流行，它其实是用缴纳承包费的代价，从政府手上买断某个部门的生产经营垄断权，是宋代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它虽然为经营者通过垄断而享受到超额利润提供了可能，却必须付出高昂的“寻租”成本（当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运用经济政策调节经济时，不但存在市场中形成的私人垄断，而且产生了由政府所允许的垄断。私人为了从政府得到这种垄断利益而从事的活动，在经济学上称为“寻租”）。特别是北宋中期后推广“实封投状制”，使这个成本更加高昂。“实封投状，许价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时之幸，争越旧额，至有两三倍者，旧百缗，今有至千缗者。交相囊橐，虚张抵本，课额既大，理难敷办。”〔14〕（《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10）于是通过买扑大发横财者固然有之，破家荡产者亦在在不少。更重要的是买扑承包始终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买扑课额能否按时足额地缴纳，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经济利益，买扑者即使不破产、不被剥夺买扑承包权，其经营过程也必须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而买扑课额本质上只是政府强权垄断的一个产物，是封建国家凭借其强制性权威与买扑者分割了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买扑者承担的课额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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