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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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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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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闭塞的山区孕育了一种新的力量。
二、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与茶叶生产的发展
小农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因此，它对任何生产的发展都具有着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小农家庭人口和劳力十分有限，通常为五口之家，且生产工具较为简单，一家一户自成一个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缺乏太多的联系。在此情况之下，小农家庭生产能力较弱，缺乏更多的资金和劳力投资于规模较大的生产行业，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细小性。与之相关，小农家庭的经济还具有脆弱性，任何天灾人祸以及意外打击都可能使之濒于崩溃的边缘。除此之外，小农家庭还极为分散，不易联合，生产上具有着极其突出的分散性。这就是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属性。
在这样一种特性的支配下，小农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细小性生产，而不敢问津规模较大的生产行业。中国封建社会，煮盐、冶铁为高利润产业，但历代均为富商、权贵、大户所经营，小农只能受雇充当廉价的劳动力，而没有出现亲自经营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与盐、铁生产不同，茶叶生产不需要大规模的资金和劳力投入，几乎任何一个小农都可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栽茶，数株乃至数十株，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还可开辟茶园从事专业性生产。茶叶生产的这种特性无疑最适合于小农的生产方式。唐代太和末年，一个愚而好自用的宰相王涯，“置榷茶吏，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结果弄得“天下大怨”（注：《新唐书·食货志》。）。他后因甘露政变未遂被处斩，“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 或诟詈， 或投瓦砾击之”（注：《资治通鉴》卷245，太和九年十一月乙丑条。）。继任盐铁使的令狐楚恢复旧法， 对茶叶税而不榷，说：“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注：《旧唐书·食货志》。）这个事例突出地表明：茶叶的种植正好与小农生产的分散性相适应，根本不可能垄断集中；倘若一定要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结果只能是破坏这种生产而招致“天下大怨”。唯其如此，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均可大量栽种茶叶，这就有利于茶叶生产的大规模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唐宋时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小农经济也得以演进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小农对茶叶的种植。
小农经济的自身实力和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大为增强，这是小农经济的一大发展变化。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粮食亩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社会总产品供给的增多，小农的经济实力比之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强。其显著表现是小农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生活较之以往也有了更大的保障。与此同时，自均田制破坏以后，由于小农摆脱了中古田制的束缚以及地租货币化等因素的影响，小农种植什么，生产什么有了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不再像均田制下那样受到严格的干预和控制。这样一来，一方面，由于小农的自身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他就可以匀出相当一部分土地、时间、劳力、肥料去种植与粮食生产争土地、争时间、争劳力、争肥料的茶叶；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生产经营独立性的增强，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行情，选择种植经济收益较高的茶叶（详下）。
小农经济的另一大发展变化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古代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小农被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市场成为影响小农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从市场的角度比较分析，种植茶叶无疑比种植粮食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每亩茶园大约可产茶叶120斤（注：韩鄂：《四时纂要》。），以斤为钱100文的中价计算（注：关于唐宋时期的茶叶价格问题，斤自为钱十文至千文不等，较为复杂。据《宋史·食货志》所记官府买茶价格，未加工过的茶叶斤值一百文应属中等价格。），则一亩茶园的年产值在12000文左右。 与之相比，种植一亩粮食， 即使以亩产五六石计， 每石按宋初为钱700 至800文的高价折算（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条。），一亩地的年产值也只在5000文上下，二者悬殊较大。因此，在许多地区，一些农民还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去从事茶叶的种植。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唐宋时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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