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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基础

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工程的代表。这些工程虽然已经收到拦蓄洪水以灌溉田地的良好效益,但在当时还不普遍。唐宋时代,一方面是南方劳动力大量增长,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为普遍兴建水利工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唐宋政府对江南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江南人口的剧增,也对开发水利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江南地区兴修各种河渠湖陂等水利工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唐一代江南地区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七十余项,其中小部分是重修或扩建唐以前的水利工程,如鉴湖、练湖等,而大部分都是唐代新建工程。在这些工程中,安史之乱以前兴修的有二十多项,如武德二年润州刺史谢元超在金坛县开南、北谢塘以溉田亩,圣历初湖州安吉县令钳耳知命开邸阁池,修石鼓堰引天目山水灌田百顷,开元元年杭州盐官县修建了二百四十里的捍海塘堤,开元十年越州会稽县又建百余里防海塘蓄水灌田,天宝二年明州鄮县令陆南金更将该县西湖开广溉田五百顷等等。上述工程虽然给当时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毕竟数量还不很多,作用不是十分显著。安史乱后,北人的大批南下及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力地刺激了江南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从代宗大历年间到懿宗咸通年间这一百余年中,各项水利工程竟建有五十多个,为安史乱前的两倍多。这些工程不但数量多,规模也较以前为大。如润州丹阳县的练湖,本来只有方园四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扩充为八十里,可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又如异州句容县绛岩湖,大历中经县令王旷扩建后,周百里为塘,可溉田万顷。再如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开浚孟渎故渠,引江水通漕,灌田也达四千顷以上。其它如杭州余杭县的北湖、湖州长城县的西湖、明州铆县的仲夏堰、宣州南陵县的大农陂等,溉田也都在千顷以上,而溉田百顷以上的更多。又据《新唐书韦丹传》记载,韦丹于唐宪宗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他在任时“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由此可见,《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七十余项水利工程恐怕还只是一些主要的,若以《韦丹传》所记,整个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真有成千上万!正因为唐代在江南地区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所以,当这些工程发挥作用,许多土地都得到灌溉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巨大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对江南经济倚重的程度越来越大,唐初转漕东南之粟不过每岁二十万石,开元时达二百五十万石,至德宗时,江南漕粮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德宗贞元初,京师“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七日”,情形非常窘迫。正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韩氵晃 运米三万斛至京,德宗大喜过望,立即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唐后期对江南粮食之倚重,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有了更大的发展。据《宋史河渠志》及《宋会要》等书统计,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一百多项,其中异州的后湖(即今玄武湖),杭州的西湖,明州的东钱湖及小泾堰,越州的落星湖、烛溪湖、白马湖,温州的黄岩官河等,灌田都在百顷至数千顷之间。至于南北大运河的多次疏浚,吴淞江及青龙江的不时开通,鉴湖、陈湖等原有工程的经常维修,更是与整个宋王朝相始终。在陂湖水利工程方面,从雨水利用到水土保持等,也都比唐代有所改进。宋人陈旉所著《农书》说:“夫山川原隰,……其高下之势既异……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筑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润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由此可见,宋人的眼光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溉田,而是将农业与畜牧副业等联系起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至于对江南运河及吴淞江、青龙江的经常疏浚,并配之以“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使之形成“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泾沥而棋布之”[12] 的水网化系统,更对太湖流域成为江南最发达的经济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上苏杭”等民谚[13] ,正是对太湖流域农业高产、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只从江淮漕运数十万石米至京,太平兴国初达四百万石,大中祥符时已达七百万石;南宋迁都临安,行在所用米也是由两浙路及江东路供给。

三、人口的增加及其素质提高

江南地区的人口在汉代还处于“地广人稀”的阶段。永嘉之乱后,虽有不少北人南下,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地理分布上的北多南少的局面。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北方人口在连年战乱中急剧减少,南方人口虽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小于北方,而一些北人南下的集结区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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