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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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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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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元和郡县志》记有唐代开元及元和两个时期的户数，若以安史之乱为害最甚的中州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户数变化作一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州地区我们统计了河南府、许州、郑州、滑州、汴州、宋州、汝州、陈州、颍
州、怀州等十州的户数变化，开元时为640791户，元和时降为96895户，只有开元时的15％，可见人口锐减之烈。而宋、陈二州户口减少尤为惊人：宋州从103000户减为5200户，减幅达95％；陈州从52692户减为4038户，减幅也达92％。再看江南地区的苏州、润州、常州、湖州、杭州、越州、睦州、婺州、宣州、歙州等十州，开元时总户数为783359户，元和时降为457597户，约为开元时的60％，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北方。而其中的苏州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68093户增至100808户，比原来上升了32％。从十州总户数来看，开元时北方十州
有640791户，南方十州为783359户，南方人口在唐中期已超过北方；元和时南方十州为457597户，北方十州只有96895户，北方更只及南方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南北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就非常明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北方连年战乱时，南方却相对稳定，于是拥有大批劳动力的江南地区广袤土地被开发，众多水利工程相继建成，经济的发展很快地超越了北方。
经过五代十国，又经过北宋前期的恢复发展，北方的人口有所回升，但南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更多，南多北少的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在宋代得到了巩固。仍以前列十州为例，据宋神宗时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所载户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775350人，南方十州则有1328221人，北方大约只及南方的一半。再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宋徽宗崇宁年间人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人口1694614，南方十州则达到2893334，北方仍只有南方的一半多。非但南北十州情况如此，即以当时整个南北方相比，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也很明显。胡焕庸、张善余所著《中国
人口地理》曾据《宋史地理志》所记人口数加以统计，最后得出结论是淮河秦岭一线以北总户数只占全国的28％，而全国户口最密的五个一级行政区中，两浙路、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有16.1户，京畿路为15.3户，江南东路和西路分别为11.8户及12.6户，其中四个位于长江流域，三个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地区。这说明无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有代表性的南北十州来看，北宋人口地理分布的重心南移趋势都是很明显的了。而靖康之乱以后，金兵长驱南下，中原地区
乃至江淮以北屡遭烧杀抢掠，不但经济造成很大破坏，人口也遭受严重损失，所谓“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14] 就是当时北方屡遭劫难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又有大批南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15] 这样一来，南北差距更大。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曾以南宋嘉定十六年与北宋崇宁元年各路人口密度作了一个对比，若以北宋为100％，则南宋时京西南路只有2.3％，淮南东路为45.％，淮南西路为51.5％，这些接近金国的边界地区人口是大大减少了；与其相反，两浙路为107％，江南东路为111.8％，江南西路为136.1％，福建路为158.1％，这些地区地处江南，环境较为安定，人口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有增长。由于人口集中地更趋向于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为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所以它的发展也就更加迅速了。
南方人口的大量增加固然是经济开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增加的人口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低下，则江南地区的经济要迅速超越“方也势必有所不能。而唐宋时期的事实却是：北人南下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技术，而且在南迁的人员中，有许多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16] 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7] 作为唐宋时期文化代表的唐诗宋词，其作者的地理分布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唐代诗人大致上还是南北参半，而北方略占优势。至宋代，许多著名词人已是出自南方，如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周邦彦、陆游、范成大、陈亮、刘克庄、吴文英等，而北方只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又如唐代宰相南方人很少，北宋神宗时有七八位宰相，其中曾公亮、陈旭、王安石、王硅、吴充却已都是南方人。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虽是北方人，但其主要助手刘恕、刘分攵 ，范祖禹却都是南方人。另外，写《通志》的郑樵、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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