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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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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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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观点，把货币看作"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4]（《理财》）从而把币材问题完全视为无关轻重的事。元代的马亨则更直接地表达为："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7]（《马亨传》）与此观点类似的还有元末的刘基。他在《郁离子·行币有道》中也认为："币非有用之物，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并且在《郁离子·重禁》中又说："铸钱造币……必借主权以行世。"[5]（P517）这里包含了无论钱与楮币，都要靠政权的力量来使之流通的意思。
宋元时期名目主义学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可兑换纸币流通阶段重楮不轻钱。与历史上为封建君王实行铸币贬值服务的名目论不同，该时期名目论者并未提出通货贬损的主张。杨冠卿与辛弃疾尽管都主张不应贵铜贱楮，但这只是对统治者的"我自重钱而怪楮轻"的现象进行纠偏，目的是说明铜楮没什么区别，以消除世人的成见，并无应重楮轻铜或使钱贬损之意。刘基在评价元初可兑换纸币时，认为"钱币相比较，譬如絺与绤，长短价相如"。[5]（P519）可见他也是主张足值铸币流通的。第二，在不兑换纸币流通阶段反对通货贬值。这一点与西方为通货膨胀提供理论根据的名目论有所不同。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的指定论者阿森纳，以及19世纪末克拉蒲都认为国家政权可以用法令任意规定货币的价值（购买力），而宋元时期名目论者或多或少对货币的价值尺度有所触及与了解，也因此尽量限制政府法令的任意性。马亨提出的货币法定论，主要是为了反对外国商人包买钞本，以保证纸币的币值稳定。即使法律规定的不兑换纸币，也并不等于完全不能兑换。叶李在制定不兑换纸币发行与流通条划中，很重视准备金（钞本）的作用，当然，它不是作为随时兑换的准备，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以约束政府的超量发行来抬高纸币的信誉。[5]（P470）
二、两种货币本质观的沟通与综合
宋元时期，表面看来持有完整、明确的金属主义或名目主义观点的人并不多，往往是二者混淆不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论者一般以现实问题为立论基础，并不追求货币理论的体系性。这也正说明二者有不少共同之处或接近之处，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货币本质观的补充。
（一）在货币起源问题上，无论是金属主义还是名目主义往往是同根的。他们都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要么引《周礼·地官司徒·司市》中"国有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要么是《管子》论禹汤之币"皆缘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及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于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等中国古代货币起源的经典论述，直到明末清初，还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客观地说，金属论者在货币起源问题上是带有名目主义色彩的。李觏说："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其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8]（《富国策》）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这一点唐代的杜佑已有认识，李觏表述得更为明确。金属论者也往往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交换联系起来，如叶适认为："钱币之所起，起子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3]（《钱币二》）这一论断已接近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观点，似乎是摆脱了货币由圣人创造的传统观念，但他在《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中又说："为其无以阜同流转，则作币铸金以权之。"这样，为了流转财货而由圣王创造的痕迹就表露无疑了。总之两种货币学说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把货币的产生归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是当时普遍性的认识。虽然这种观点不是科学的解释，但其中遵循了怎样的逻辑思路得出近似的结论，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货币从产生之日开始，发展至宋元，已经历了四种渐进演变形态：商品自身--金属货币--可兑换纸币--不可兑换纸币。在货币的第一种形态中，商品能充当货币的原因就在于它在交换中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普遍被接受的特性，而形成这种特性的本身是基于人们普遍认可，也就是说货币一诞生就不容置疑地含有信用因素。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品种的繁多，物物交换形式的不利因素愈加明显，由于没有足够的信用，远距离的和暂时性的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币材的选择逐渐趋同，金属货币就诞生了。金属货币尽管部分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但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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