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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或多或少对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都有初步的认识,区别在于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是由政府管理下的信用发行来保证(也即马亨说的"法使然也"),还是由货币的商品性来保证而已。

三、名目主义论者对货币本质问题的可贵探索

  事物总是进化的,概念也是发展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一个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不变的,即自然货币的本质不会因货币形态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给货币下的定义是:"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11](P149)这里的货币"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12](P565)显然马克思是在金属货币范围内(银行券只是金属的替代物),从交易媒介角度来认识货币本质的。运用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本原理,相对于货币这个"一般",其各个阶段上的表现形态则是"特殊",以上定义所揭示的是金属货币这一"特殊对象"的本质或规律性认识。这一理论前提常被人忽视。但是当马克思研究了信用之后(指资本主义信用),引用了富拉顿的话:"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12](P455)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对待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所决定,马克思并未就此深入细致地探讨下去。笔者以为货币史与货币理论是源与流的关系,要想揭开货币本质之谜,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货币史研究中发现货币的本质属性。通过上面对货币起源与货币职能的分析,我们事实上已经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货币是关于一种交易过程中的信用制度安排。这个定义包含了交易媒介与信用制度两方面内容:作为交易媒介,它不一定具有实体价值,但作为一种符号,它必须以信用的授受性为基础,才能成为约定俗成,或作为法定购买力的代表;而信用制度主要是指以实现币值稳定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简单地说,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属性。

  名目论者正是从宋元时期行钞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逐步接近以上认识的。

  (一)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交子出现后,宋仁宗创立了交子务,钦定官交子最初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现钱准备为36万缗,占发行交子总额的29%。[13](P99)周行己认为:"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10](《上皇帝书》)他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十足准备金问题是有道理的。"往来之积"是指在货币流通(往来)过程中,经常有一个"余额"积存起来,以便随时用于支付或贸易,而不要求兑换成金属货币的那一部分。纸币信用愈好,"往来之积"所形成的余额部分就愈大,而发行准备金相对于纸币发行总额的比例就愈小。他的这一观点,是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的最早的理论分析。宋徽宗时流通的钱引是不兑换纸币,张特在大观二年提出:"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现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3](《钱币二》)可见,四川的钱引流通使人们对信用货币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赵开总领四川财赋时,规定"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14](《赵开传》)就是国家赋予钱引以信用,甚至在宣抚川蜀的张浚查获伪引30万想销毁时,他也建议:"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14](《赵开传》)他认为把政府信用赋予到伪引上,伪引也是会照样流通的。到南宋,政府稳定会子信用的手段已不是要强调会子的可兑换性,而是一再强调"钱会入纳中半"的措施,就是国家对会子的信用保证,事实上,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一国法律的有效性和人们对纸币的信心这一基础上的,而准备金作用也只是维持纸币信用的手段之一。

  (二)从应急性的称提之术到形成信用制度。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经济危机。为稳定币值,南宋政府采取了诸如抛出金、银、铜钱等收兑及税收政策以助流通的称提之术。由于纸币发行量过大,国库金、银储备远不足以收兑,政府继扩展了称提的信用抵押物之后,又开始抛售茶引、盐引、官诰、度牒、货物等以收缩通货,提高楮币购买力。这种以称提之术来维持纸币的办法,虽能收效一时,但它毕竟是信用膨胀后的一种补救性措施。袁说友认为当时由于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过多,所以称提之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日弊革而明日复弊,每不能称提于久远尔"。[4](卷272)李鸣复则曰:"称提楮币,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实未见。"[4](卷58)特别是以茶盐引这样的有价证券来回收会子,必须以有价证券本身价值稳定为前提,当有价证券因滥发而价值自贬成为虚钞后,只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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