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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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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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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问题乱上加乱，恶性循环，元代在总结宋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纸币流通制度。它既有王文统制定的兑换纸币的"中统钞法"，又有叶李制定的不兑换纸币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这些纸币发行与管理条例比较完备，关于发行准备金、发行限额、金银买卖、钞币渠道、昏钞倒换、惩治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以及伪钞惩罚等，都有明文规定。为了保证纸币的法偿能力，规定了在纳税、偿还公私债务、街市买卖、质典田宅等方面，都要使用纸币，以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和币值稳定。所有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发行量，自守成法，维持信用。
（三）从"轻重在我"到"使民信畏"。杨冠卿认为四川交子的流通情况之所以会好于东南会子，是因为"夫欲使民之视铜如楮，视楮如铜，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10]（P227）因此把决定货币轻重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和政策上。但面对纸币大量增发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民间反以为疑，虽施行多端，措置百计，令愈急而民愈疑"。[15]（《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这种情况为历代纸币贬值过程中所常见，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信用的"授"与"受"双向的互动与协调。南宋时袁甫针对以计亩征收会子的方法来回笼纸币的政策，提出："一日示信，官同人户截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灭之实，而不至于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势之家，使天下知贫弱者其未必宽，而不至流为虐政"[16]（《再论履亩札子》）的观点。在纸币上截角虽然只是计亩征楮的一个技术问题，但官府截角还是人户自截，却是有关取信于民的措施，而人民的信任，又是维持信用货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切不可忽视的，信用货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更是如此。袁甫指出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到了元代，人们对此认识更加明确，认为信用货币之所以流通是因"代百物之交易，所持者信而已。一旦失信，民莫从之"。[17]（《杂著·宝钞法》）元世祖也得出了"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这样的认识。[5]（P470）生活在钞币已处于全面崩溃边缘的刘基，对统治者在钞法方面不顾民信，出尔反尔，自坏成法的做法进行了鞭挞，既看到钱币之所以能够流通，决定于"法"，同时又强调行法必须有道，才能发挥实效。而所谓行法有道，就是他在《郁离子·行币有道》中的"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所谓"德政"就是收拾民心，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威刑"，在执行货币法令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由此可见，名目论者认为货币之所以为货币，仅有国家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而且后者还很重要。
综上所述，名目主义论者对货币本质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揭示了货币所蕴涵的信用性，比较接近货币本质的真相。这在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指导货币实践等方面做了准备。这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和整个经济思想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纸币的诞生与不可兑换纸币最早流行于中国，显然与宋元时期名目主义学说的发展与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认识成果不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乃至今天也有借鉴作用。但由于名目论者过分强调政府作用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把信用货币的币值稳定寄托于最高统治者的明智与善意之上，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政策的决定作用而受到诟病，大大有损于它的形象。这些前人多已述及。
中国自北宋产生纸币以来，迄明初已历300余年，由于历代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满足巨额的宫廷消费、官吏俸禄和军费等财政性开支，无节制地发行纸币，最后导致纸币的膨胀、贬值，乃至纸币制度的崩溃，从而加剧了封建统治危机。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货币本质中的信用因素的关键与重要。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消失之谜，也恰恰说明没有近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因而无法积累起使政府获得建立纸币制度的足够信用。正如纸币本身并不含有贬值的必然性一样，名目主义的学说也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当然宋元时期名目主义的货币学说，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达，市场机制健全条件下的西方货币学说相比，无论是实践土壤还是理论体系上，郡不能同日而语。但对于处在宋元时期的名目主义论者来说，能够对货币本质问题做如此深刻研究，特别是在探讨货币本质观中信用因素的影响方面，为我国货币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也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货币理论，确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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