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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王安石青苗法与免役法再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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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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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也反对免役法，并概括出五大害处：“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此其害一也。……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为盗贼，此其害二也。……今召募四方浮良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脏。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变姓名别往州县投名，官中无由追捕，官物亦无处理索，此其害三也。……丰年犹可以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则谷帛亦无，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拓，以求钱纳官。既家家各卖，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今岁如此，来岁何以为生?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此其害四也。……聚敛之臣，犹依傍役钱别作名目，隐藏宽剩，使幽远之人不被圣泽，此其害五也。”司马光人品与学问堪称一流，但是在对待役法变革的问题上不免短识。他所称的害处与刘挚所言并无大的差别，没有看到免役法对均平赋役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他所列举的差役法的优点如：“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①恰恰是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力役制度束缚劳动者的人身自由，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落后的一面。实质上，司马光反对免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维护品官形势之家的既得利益。他曾坦陈：“其下户、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非所以宽之也。”③品官形势之家富有家资，在差役法下享有免役特权，这是典型的赋役不均。实行免役法后，理应分担役钱。若以此责难免役法为“赋敛愈重”，实在是不公正的。
诚然，实行免役法亦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意图，如征收免役宽剩钱，而且，也确实增加了下户的负担。当时有人上奏反对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时就承认，下户纳役钱与以钱交纳不免增加农民负担。他说：“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无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拓而已。谷贱已自伤农，宫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此二事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要切之言。”④同时，难免会出现封建官吏的种种舞弊行为。但是，由此把免役法说成是聚敛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亦难以成立。
相比之下，苏轼对役法改革的看法还比较客观一些，他虽然也维护品官形势之家的既得利益，指责王安石“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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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3。
② 《司马光奏议》卷34《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③ 《司马光奏议》卷32《乞罢免役状》。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
⑤ 《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
但是，对差役与免役的利弊还是有所认识的。他曾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之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①其实，差役法何尝不是敛财之举；无非差役法是占有当役人户的劳动，而免役法是输钱免役，并且涉及到原先的免役户，因而带来许多不满。对此，元代马端临的评说不无道理，他说；"SE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钱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②
且不说制度本身的优劣，就其所带来的弊病而言，免役法比之差役法要小得多。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轼，在役法改革上也倾向于以募役取代差役，不同意司马光元祐年间废除募役复行差役的做法：“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并认为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③在募役一事上，苏轼与王安石也存在分歧，其“给田募役”依然残存劳役之痕迹。总之，雇役比差役合理，多收民钱亦是事实。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免役法也比差役法强。
事实上，免役法的实行具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差役法改成募役法使封建政府有了相对稳定的应役人员，这对于维护各级封建政府的正常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宋史》卷177《食货上五》就此事概括了苏轼的看法：“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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