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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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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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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兼并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民户，但达官贵人也以此兼并低小官吏之地。如宋高宗时，石邦哲为向宰相汤思退谋求差遣，“始捐千亩之田，低价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非，命翥(汤的女婿)取元金而还其田。”汤思退实际上却掌握田契不还，给石邦哲除授福建参议官。石邦哲是“田与金皆不可得”。⑧宋朝政府有禁止官户承佃官田的规定。但官户却采取“诡名”(以代理人出面)的计策绕过禁令，承佃官田，并且拒不交租，长期占据。宋孝宗时，“臣僚言：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盖防权势请托也。今乃多用诡名冒占，有数十年不输颗粒者。逮至许人划佃，则又计嘱州县，不肯离业。”⑨说明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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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3。
②《系年要录》卷191，绍兴31年7月己丑。
③黄震：《黄氏日抄》卷70，《由县乞放寄收入状》。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9。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1。
⑥《宋史》卷173，《食货志》。
⑦《李觏集》卷30，《江公墓碑铭》。
⑧《系年要录》卷187，绍兴30年2月丙午。⑨《宋会要辑稿》食货6l之30至3l。
上述三种土地兼并的做法，基本上是宋朝法令所不许的，也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作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作为一个特权阶层，这些法令和谴责，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当然也不可否认，官僚地主内部在地位、权势、财力、素质等方面是参差不齐的，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少官僚是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获取土地。总的来看，宋代官僚政治的演变趋势是曰益腐败，清廉官吏较少，贪官污吏较多，采用卑鄙恶劣的违法手段兼并土地者比例更大一些。同时还应该看到，采用霸占、强买、计取手段兼并土地者，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官僚地主，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豪横恶霸之家也不乏此类行径。但官僚毕竟是官僚，官僚地主拥有其他阶级阶层所没有的特殊权势，采用恶劣而低廉的手段大肆兼并土地的便利条件更胜一筹。所以，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①显而易见，权势在宋代地主阶级土地兼并中的特殊作用，实在不可低估。 二、依靠政治权势减免赋役，逃税抗税
两宋时期，富贵者田产多而税役轻、贫穷者田产少而税役重的现象，一直严重存在，难以革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弊病，主要是由官僚地主造成的。
早在宋太祖建隆四年的诏书中就提到“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隐漏不供(赋、税)”问题。②开宝四年阆州通判路冲上奏说：“当州税租，多违日限。盖本州曹吏，倚以形势，迁延不纳，亦有一户庇三户者。”③宋太宗在淳化四年叹息说：“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帐，此甚弊事。”④太祖、太宗两朝是宋代惩治贪官污吏最严厉、政治状况比较好的时期，官僚地主们抗税逃税即已如此严重，以后的情形更是变本加厉、日益猖獗了。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说：“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⑤据《治平会计录》的说法，当时中央所统计的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倾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⑥由此反映出，在此之前的抗税漏税之弊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其主凶，则是官僚地主。宋徽宗宣和元年十二月的一道诏书中说：“豪右形势之家类蠲赋役而移于下户。”⑦伪齐官员揭露北宋末期的社会弊端时说：“权要豪右之家，交通州县，欺侮愚弱，恃其高赀，择利兼并，售必膏腴，减略税亩，至有人其田宅而不承其税者。贫民下户急于贸易，储首听之。间有陈词，官吏附势，不能推割，至有田产已尽而税籍犹在者，监锢拘囚，至于卖妻鬻子、死徙而后已。官司摊逃户赋时，牵连邑里，岁使代输，无有穷已。”⑧南宋时，此弊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更加剧烈，相习成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的赦文中说：“访闻州县催理税赋，多因形势官户胥吏之家不输纳，或典买之际并不推割，产去税存，无从催理。”⑨南宋中后期，王柏当时的恶劣现象说：“今州县大家，以不纳常赋为雄。”⑩“今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⑾上述官僚地主的逃税抗税行为，是违法乱纪的。也有一些权贵的免税，是皇帝批准的。前述王蒙正“特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⑿宋高宗赐田给大将李显忠六十三顷，“依薛安靖例，放免十料租税。”⒀宋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孙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上奏中说：“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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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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