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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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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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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在此仅举三条。宋真宗说：“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①乾兴元年十二月“上封者言：……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闲休。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差役)。”②三司使韩绛说：“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同等见存之户。”③所以，此消彼长，官僚地主越多、特权越大，农民的处境就越艰难。二是国穷。宋代长期存在财政拮据问题。财政困难的成因，与冗兵、冗官问题密不可分。军费占财政支出的七成到八成，是首要的原因。而冗官和官僚地主经济的特权性，实为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宋史·食货志》在谈到北宋前中期的垦田数时写道：“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由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而开宝之数几倍于景德，则谓之所录，固未得其实。……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就是说，宋代的实际垦田数与宋朝政府所掌握并从中征收到赋租之数很不一致，隐田漏税之弊极为严重。垦田的增加，往往并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甚至出现不增反减的怪相。如“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人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④隐田漏税者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而以官僚地主阶层为罪魁祸首。前引事例和记录，已足以看清宋代官僚地主疯狂的逃税、抗税行为及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众所周知，宋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发展，超迈前代，却没有出现民富国裕景象，倒形成民贫国穷局面，那么，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北宋末年，李光透露了天机：“天下财赋尽归权倖之家。”⑤李光此论，未免夸张，但却确切地揭示了宋代大部分财富归于官僚地主阶层的真象。
最后必须指出，特权性决不是宋代地主制经济所独有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战国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一是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二是在二十等爵制度下由军功、权贵、官吏成长起来的富有者。汉代的征辟、察举制度，既是地主阶级特权的一种表现，又是其特权的一种助长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门阀地主占据主导地位，其特权性更是极为显著的。隋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仍是世族门阀地主占优势地位，后期则是军阀地主和庶民地主的天下，军阀地主的影响更胜一筹。元代统治集团，由蒙古族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权贵、军功地主和官僚地主组成，其特权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由王公贵族，文武官吏组成的缙绅地主，其特权性亦很突出。清代，缙绅地主依然存在，但其比重和特权性已大不如前，明显削弱，庶民地主和小农经济才获得显著发展。费维恺教授曾指出：“自宋以来，中国的财富、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皆为官绅阶级所垄断，而其家庭皆为拥有若干资财的地主”。⑥此言显然失于片面化、绝对化，但看到了官绅阶层的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特权性则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从战国秦汉到两宋，也大致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绅阶层及其特权性，对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们探讨地主制经济，也不可忽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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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l之20。
③ 《宋史》卷177。以《文献通考》卷12校。
④ 《宋史》卷174，《食货志》。
⑤ 李光：《庄简集》卷8，《论制国用札子》。
⑥ (美)费维恺：《宋代以来的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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