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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1

时间:2009-7-24 13:52:11  来源:不详
序,导致天象的变化,而自然的一切变化也都对应着人世间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愈益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禳除灾害多指向帝王失德、吏治败坏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等行为和现象。朱熹有关这方面的弭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四个奏札《辛丑延和奏札一》、《论灾异札子》、《奏推户御笔指挥二事状》、《乞修德政以弭天灾变状》以及《辞免直秘阁状》等。这几篇奏札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劝谕皇帝畏天敬诚弭灾以达到“正君心”和“为政以德”的目的。《论灾异札子》云:
臣窃思惟间者以来,灾异数见,秋冬雷雹,苦雨伤稼,山摧地陷,无所不有,皆为阴盛阳微之证。陛下虽尝下责躬之诏,出敢谏之令,而天下未豫,复有此怪,亦为阴聚包阳不和而散之象。……圣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能变灾为祥,其效如此,伏愿陛下视以为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当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协恭,日夕谋议,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则庶乎灾害日去而福禄日来矣。臣不胜惓惓爱君忧国之至,取进止。[17]
“正君心”是朱熹追求治世、治道的大根本,“天下事有大根本。正君心是大本。”[1](P2679)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18](P1469) “正君心”就要从畏天敬诚做起,“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否则上天就会“谴告”,降灾害于人间。在这里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与他的民本思想一脉贯通。
二是以弭灾直言朝政阙失,希望改革弊政以召和气。
宋孝宗淳熙八年,因灾异而诏求天下直言。朱熹上奏札指出,宋孝宗即位近二十年虽然“夙兴夜寐,畏天恤民,诚敬宽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但是“二十年之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究其原因“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
德之崇者有未至于天欤,业之广者有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其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其近者或幸免欤,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欤,大臣或失其职而贱者或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污贱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欤,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欤。夫必有是数者,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
指陈朝政阙失不是目的,“而实采其说以革前日之弊,则于应天之实所补不细”才是目的。[19](如何革除弊政呢?朱熹在《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以为首先“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解谢高穹,又以责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其次“则唯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而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检放税租,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以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最后朱熹警告说,如果不修德政“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止及于国家也。”[20]这篇奏札以感召和气,令统治者悔过自新而禳弭灾害的方式充分表达了朱熹为民请命,切实推行荒政以惠泽百姓的意愿。
三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应是救荒弭灾的根本。换言之,当天子、臣属、百姓其心皆圣,阴阳相和,自然就不会有灾异发生,但在人世间,私欲不尽,天理还不畅明时,精祈祷,敬鬼神往往难以感通上苍,毕竟灾荒频仍。这时,唯一的补救措施,“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21]因而朱熹在地方任官时,在很大程度上,借感召和气“以免谴告”,来为自己大力推行荒政开道“凡请于朝,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减、除豁、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属,各视其色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并奏请截留纲运,乞转运、常平两司发钱米充军粮,备赈济,申严邻路断港遏籴之禁;选官吏授以方略,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设施次第,人争传录以为法。”[18](P1469)这也成为朱熹一生追求“丰穰”治世的一个缩影。



前面已说到有关朱熹的以社仓和安民、恤民等为主的荒政思想,论者已多言其详,在此不必重复,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被提及,如朱熹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下面略作补论。
有关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朱熹曾对弟子多次说过“尝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纵饶措置得善,所惠者浅,终不济事”;[1](P2716页)“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遗使去赈济,西边遣使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如何措置,某处已如何经画,元无实惠及民”;“到赈济时成甚事!”[1](P2643)所以他特别强调救荒的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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