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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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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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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只有储蓄之计”，如大力推广社仓和积极推进劝官之制：“颁布劝农文，劝谕筑埂岸，申谕耕桑榜，推广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之法。”[22]（P649）二是及早讲求修水利。“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1]（P2643）“因说赈济，曰：‘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1]（，P2640）三是及早准备可以用作籴粜的米本。朱熹曾用现身说法，向弟子讲述他在南康任职时筹措米本的一些做法。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剗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 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粜。早时籴得，却粜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旧来截住客舡，籴三分米。至于客舡不来，某见官中及上户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籴客舡米。又且米价不甚贵。[1]（P2640）
有关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北宋时黄河频发水患，曾三次投入大规模的人力，资金进行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北流宣告回河失败。虽然南宋已远离黄河之患，但当弟子问及治水、治河决之患时，朱熹通过总结大禹治水和汉朝治河的经验以为因水势而利导之方是上策，下面有两段议论，可见朱熹的治水、治河思想之一斑：
潘子善问：“如何可治河决之患？”曰：“汉人之策，令两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与他，不与他争，放教他宽，教他水散漫，或流从这边，或流从那边，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时，募善治河决者。当时集众议，以此说为善”。又问：“河决了，中心平处却低，如何？”曰：“不会低，他自择一个低处去。”[8]（P31）
朱熹与弟子讨论《禹贡》时说：
盖禹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归。禹只是先从低处下手，若下面之水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方可下手。九川尽通，则导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尝谓禹治水，必当始于碣石九河。盖河患惟兖为甚，兖州是河曲处，其曲处两岸无山，皆是平地，所以溃决常必在此。故禹自其决处导之，用工尤难。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之海。”盖皆自下流疏杀其势耳。若鲧，则只是筑堙之，所以九载而功弗成也。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后人以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从下泄水，却先从上理会，下水泄未得，下当愈甚，是甚治水如此。[13]（P2023-2024）
朱熹与弟子上述议论，虽是论及汉人治河和大禹治水，但借题发挥，其批评北宋时期以人事治河，三次回河失败的用意也是至为明显的。当然适当汲取前人因势利导的治河、治水经验无可厚非，可是是否以此就完全适合历史条件已有相当大变化的宋代，则应根据实际计议。
关于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黄榦在为朱熹所写的行状中说“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里闾安靖。”[18]（P1469）说“里闾安靖”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朱熹在推行荒政之时却极重视贫富相恤。《朱子语类》曾记述这样一段对话：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1]（P2717）
很显然朱熹颇为赞同辛弃疾把贫者的劫禾与富户的闭粜联系起来加以调理整治的救荒思路。然朱熹虽然赞同，但以为“只是粗法”。[1]P2717）朱熹追求的是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会蓝图，[23]贫富相恤正是实现这种蓝图的途径之一。而贫富相恤的中心思想是启动和建立完备的民间救济机制。而朱熹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表现在二方面：一是积极推民间社仓制的建立。朱熹的私淑弟子黄榦在《袁州萍乡县西社仓絜矩堂记》中就综采其师的思想阐发设置社仓的社会意义：
榦榦闻之师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处己接物度之而无有余不足，方之谓也。富者田连阡陌而余梁肉，贫者无置锥而厌糟糠，非方也。社仓之设，辍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絜矩之方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处乎其中，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均受天地之理以为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党与，则其林然而生者，未尝不方也。[24]
梁庚尧先生在《南宋的社仓》一文中较详尽的论述了由于朱熹数弟子们不懈努力，社仓制度至宋理宗时已遍行南宋全国，成为仓储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了。南宋社仓所以能继续发展，保持其扶助农民的功用，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社仓的民间组织性质之所以能够维持不坠，是与有一批宗奉理学仁政思想的士人在家乡主持各项事业，造福乡里分不开。如在镇江府金坛县设立社仓的刘宰，刘宰于举进士之后，入仕十余年，以不乐仕进，归隐乡里，买田百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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