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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东南、甚至岭南地区已是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历史上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仍然被视为有最强元气的地域。”(载《性别与医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页)笔者以为,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元气最强的地区,是因为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治疗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医书如《黄帝内经》等,都是以北方的气候、地理环境为依据的,它们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从而使北方的风土成为了人们认识的“原型”。)
    南方的瘴疾从其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与外部环境的暑湿密不可分,如《后汉书》卷54《马援传》、《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自岭已南二十馀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医书中则说瘴疾的产生是因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注:(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0,温病诸候之瘴气候条。)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所以瘴气最初多指山岚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气,到北宋末年时,这样的认识随着医家对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断深化。如宋徽宗时编撰的《圣济总录》,就详细地论述了瘴气发生的原因、时间及拯治方法,其中对瘴气原因的分析,显示出编撰者极力将它嵌入传统中医理论框架内的企图,其文曰:“传言: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注:(清)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卷5,疟疾门之瘴气条。)这一段话先转述了前人关于瘴疾的种种传言,继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运六气学说和《内经》的思想来阐述瘴之缘由,虽然将广南划归到东南部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但它不再仅仅以南方暑湿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从经典医书中找寻依据进行解释,使之较为圆满地进入了中医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医家进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条合理的路径。至南宋初期,李璆撰成《瘴疟论》,开篇即论述瘴气所生之由:“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接着他又从岭南的气候环境与人体病理之间的关系上仔细加以论证,强调要根据西北、岭南之人不同的体质状况来用药:“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类,病者多宜发散转利,伤寒、温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毙者,气常收敛故也;岭南阴气不收,又复卑湿,又人食槟榔之类,气疏而不实,四时汗出,病者岂宜更服发散等药,此理明甚!”(注:《岭南卫生方》,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这就完全立足于中原传统医学理论,使人们对瘴疾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为临证治疗确立了基本原则。
    在瘴疾的治疗方面,隋唐以前就有针对岭南的风土、疾病而编撰、搜集的医方见于著述,从流传至今的有关医书中可知,直到唐朝初年,瘴疾依然被分列于不同的疾病证候类别,似乎表明医家对瘴疾的了解还很模糊。当然,六朝时有的医家已将某些瘴病与疟疾相比照,称之为“山瘴疟”,其病症与疟疾类似,主要表现为使人“发寒热,休作有时”,隋朝时医家则提出“夫岭南青草、黄茅瘴,犹如岭北伤寒也”的说法,(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1,疟病诸候之山瘴疟候条;卷10,疟病诸候之瘴气条。又,“山瘴疟”之称,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已有提及。)这说明医家是从症状,而非病因上来推定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而且他们遵循《内经》的思想所建立的中医理论,在面对新的气候环境时,还不能合理地解释瘴疾与疟疾的关系。《素问·疟论篇》认为:“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认为疟疾是由于人感“六淫”之气而产生的病症,瘴疟则是因“山溪源岭嶂湿毒气”而引起的,两者的病因不一样,所以隋唐乃至北宋时期的医书,譬如《外台秘要方》和《圣济总录》等,虽然都把瘴疾大体归为疟病之一类,但往往对其病因另有说明,并不将瘴疾径直指为疟,正好反映出这种理论的断层。应该指出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5《疟病·山瘴疟方》曾摘引前代佚书《备急方》中的观点,认为瘴与疟实际上是同一种疾病,而且所论颇详。(注:王焘《外台秘要方》卷5之《疟病·山瘴疟方》云:“备急: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原其所归,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气,二风温痰饮,三加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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