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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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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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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病名和治则的比照可以看出，瘴疾不断地向着疟疾、伤寒等岭北的疾病靠拢，这就在无形之中拓宽了医家对疟疾的认识。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许洪编纂《指南总论》时，又对伤寒与瘴疟等疾病进行细分和区别，它提出了十六条伤寒之证，湿温、温毒、热病、温病、温疟、晚发疫疠等名列其中，继而特别指出：“中暑、伤痰、食积、虚劳、瘴疟、脚气与伤寒相似，而实非伤寒。此证人不晓，皆言即伤寒也。”（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这种精细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由博返约的趋势，南宋末年时，医家对疟疾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类整合，如杨士瀛的《仁斋直指》卷12在阐述痎疟时，就只把瘴疟与风疟、寒疟、暑疟、湿疟、牝疟、食疟等数种平行列出，而于其总论曰：“风寒暑湿，邪自外来；饮食居处，邪由内作，此痎疟感受之胚胎也，岂特夏伤于暑，秋必为疟哉！古人盖以其受病最多者言之耳。”虽为古人开脱，其实表达了医家对痎疟病因认识的突破，它不仅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更新，而且暗示着中医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和环境适应性的加强，其中北人南迁所带来的文化的扩张与包容，当不可小视。
当然，按照《素问》中的思想，高明的医家应该“治未病”，即提醒人们既要亡羊补牢，但更应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摄节有致，未病先防。北方人认为南方水土恶弱，极不利于人的健康，故而在南行时，往往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治可能侵害人体的疾病，如隋唐时期有人佩带绛囊防治瘴气，（注：参考范家伟《中国中古时期绛囊系臂与辟疫观念》，《“洁净”的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2000年，第275-302页；《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05-228页。）两宋时医家强调要讲究修养之法，避色节欲等等，这些旨在驯化风土的措施，多以中原医学的防病养生思想为依据，注重增强南来北人的抗病能力。无论效果如何，其所提示的思想，乃是积极地适应地方风土，以求与土著居民一样，“久而与之俱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著居民从来不会罹患疾病，而是说“生于凌者安于凌”，（注：《圣济总录纂要》卷5，诸疟统论之瘴气条。）土人已经适应了生在其中的风土。其实，据史料记载，直到宋元时期，岭南依然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当地居民也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意识，“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六月辛酉。）针对这种信巫不信医的习俗，或有任职岭南的官员请求朝廷颁赐医书医药以接济百姓，此乃中原医学知识渐被南方的要因，与医家的愿望相当一致：“夫民虽至愚，而孰不能趋利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疾，彼何若不用？盖岭外良医甚鲜，凡号为医术者，率皆浅陋，又郡县荒僻，尤乏药材，会府大邦，间有医药，且非高价不售，岂闾阎所能辨，况于山谷海屿之民，何从得之！彼既亲戚有疾，无所控告，则不免投诚于鬼，因此而习以成风者也。近岁北医渐至，长吏父老，倘能使之转相传习，不亦善哉。”从这些呼吁中可以感受到，北医南至对于改善岭南的医疗卫生条件当功不可没，虽然这些人在治疗瘴疾时可能因率尔操觚，“用北方伤风、伤寒法，或汗或下”，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毕竟慢慢地改变了“过桂林以南无医药”的状况。不仅如此，在改善生活条件以帮助当地居民抵御疾病侵袭方面，医家也提出了建议：“岭外虽以多暑为患，……间有一岁盛寒，近类中州，而土俗素无蚕绩，冬不挟纩，居室疏漏，未尝塞向墐户。忽遭岁寒，则次年瘟疫必兴。医者之治瘟疫，当以本法治之，而随其风土气候，与夫人之强羸，少出入焉可也。长吏父老，当化其民俗，使有御寒之具，庶不蹈于疾疢。”（注：《岭南卫生方》，第60、10、14、58-59页。）这些改良南方风土、化成民俗的建议是否得到实施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它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而喻。医家既协助北人适应南方的自然条件，又在努力改善南方居民的生存环境，二者相辅而行，结果就是重塑了南方的社会文化景观，或许南迁之北人所见所感的“中州清淑之气”，就呈现在这样的景观之中。
总之，宋元时期的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显示出这样一条轨迹，即在理论上不断调适深化、在证治上逐渐提高细化，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升华，具有了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以中原医学知识改造南方风土的热情，这种尝试对于促进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改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疾病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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