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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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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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疠，四发以热毒，在此之中，热毒最重。”高文铸校注，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84页。）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两宋时的医家似乎没有把二者等量齐观，如《圣济总录》认为：疟疾“或本于痰，或本于瘴疠，或本于鬼神，或本于邪气”，即瘴疠只是感染疟疾的原因之一，瘴包含在疟之中；而瘴同样包括了多种疾病，在治疗上也有种种不同，《圣济总录纂要》卷5说“阅诸方论，治瘴气之法不一，或谓其症与伤寒相类，有在表可汗者，有在里可下者，有在膈可吐者，或以治疟法治之者”，这说明在当时的医家看来，两病各自包容了对方的一部分，不能互相代替。
或许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两宋时的医家对瘴疾的治疗显示出了一个提高、细化的过程。比如，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卷3中记载了一条治疗瘴疾的方子，此方认为“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并以此药通利，弥善；此丸本治岚瘴及温疟，大效”，大概是把瘴疾看作了外感病邪化热入里，壅滞脾胃而产生的病症，与温疟稍有差别。稍后唐慎微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5《水气》中提出瘴疾是由湿所引起之疾，并可以与它病同治：“江湖间露气成瘴，两山夹水中气疟，一冷一热相激成病症，此三疾俱是湿为，能与人作寒热，消铄骨肉，南土尤甚，若欲医疗，须细分析，其大略皆瘴类也，人多一概医之，则不差也。”这样的观点到南宋时就不再被认为正确了，此时的医家指出，瘴疟病“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应当“随症用药，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万一不能取效也”，（注：（宋）陈师中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总论》为南宋许洪所撰，主要简述药物合和、炮制及几十种病症、治法和用药。）因此，医家按照瘴病症状的不同，将其加以细分，且对症各有疗治之法。
具体而言，南宋至元初医家对瘴疾的看法，可从宋末元初的医僧继洪所编之《岭南卫生方》中窥见大概。书中辑录有李璆《瘴疟论》、张致远《瘴疟论》、王棐《指迷方瘴疟论》、汪南容《治冷热瘴疟脉证方论》、（注：《岭南卫生方》之“前言”疑王棐与汪南容同为一人，萧璠之文中虽认为此说尚待考，但亦认为“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曾略加考证，认为此说当可信从。）章杰《岭表十说》、继洪《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等，全书探讨了岭南瘴疟的病因病机，在防治原则上主张重用温法、慎用清法。此书各篇所作时间不一，如能考定其大致作成之年代，当可见出当时医家认识上的进步。据有关资料，笔者粗略推算，李、张二文当作于南宋绍兴年间，（注：李、张二人传记分别见《宋史》卷376、377。）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要稍微晚出一些，然亦当写成于周去非撰写《岭外代答》之前。（注：南宋初期宦游岭南者如范成大、周去非等人对瘴的记录，已为人所熟知，但如果比照王氏与周氏之作，就会发现两书中有关瘴疾的文字颇多雷同，周氏大概是在参考王氏文字的基础上，综合他书而作。）关于章杰《岭表十说》的时间问题，前引萧璠之文中提到一条线索似可作参考。（注：前引萧璠之文曰：“《宋会要辑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记绍兴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章杰言……’，撰《岭表十说》者或许即是其人。”）又据《岭表十说》的内容推测，章杰可能与李璆、张致远为同时代人或稍后一点。释继洪为宋末元初人，然其所述，大抵踵事增华而已。
从李璆和张致远两人的《瘴疟论》来看，南宋初年医家在辨证施治时，都非常强调异法方宜的原则，这可说是对岭南陋医的拨乱反正，此前岭南的医家全然不顾地方的风土以及民众的体质迥异于北方，盲目执守成方，将岭南之瘴与岭北之疟视作同种疾病进行疗治，结果常常造成误诊，甚至葬送患者的生命，所以李璆感慨万分，叹息“瘴疠未必遽能害人，皆医杀之也”。章杰的《岭表十说》比较注重瘴疾的预防，他抨击了当时岭南之民喜食槟榔、北来之人往往饮酒避瘴的做法，同时认为岭南之病不能全都概括为瘴疾，“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治疗多误，天阏者何可胜数。”“仆观古方，饮溪涧水中毒，令人失音，则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注：《岭南卫生方》，第4、58、60页。）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是他游宦桂林等地时，在研究岭南的方书和李、张二文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医疗经验对瘴病的救治和预防作了一番评价。在他的时代，岭南的医疗水平已大有提高，医家不再将所有的病都称为瘴了，往日的瘴疟也被细分为冷瘴、热瘴和痖瘴，只是在治疗方面还不如人意。王氏认为冷瘴就是岭北的痎疟，热瘴乃热气蒸郁或饮食积热所致，痖瘴疑为伤寒失音之证或中风失语之证；周去非则说“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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